【编 者 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始，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从 此，历史学向何处去，一直是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迈入新世纪以后，历 史学将如何发展，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最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几位教授 、博士生导师，结合自己的专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刊集中发表这些卓 有见地的观点，相信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从而推动对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21世纪的中国史学不可能凭空产生，20世纪的遗产乃是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起点。 因此，总结20世纪的经验教训，是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必要前提。对20世纪中国史学 的反思应该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即：20世纪是中国学术文化转型时期，其标志是从 传统学术走向近代，其动力是西学东渐，其表现是新的学术范式形成。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础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但又不是传统史学的简单延 续，而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的变异和发展。在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里，虽然史学占 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它毕竟是政治的附庸。近代以来，随着西学输入，中国传统学术体 系在发生瓦解。到20世纪初叶逐渐形成中国的近代学术，王国维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20世纪中国学术的思想理路可用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来概括：“一曰取地 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 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陈寅恪 的精辟论断原是针对王国维治学道路的总结，也是对他本人治学理想的表述，但无论总 结还是理想都是静态的描写，当它被后来者不断标榜并还原于实践中时，不可能指望还 会是王国维思路与手法的原样翻版，而是具有与时俱变的内涵。这种内涵体现为方法与 观念的互相影响，而其作用结果的复杂性远非几句话能轻易概括。所以，当我们以这三 句话来总结整个20世纪的学术思路时，其标志性意义更大一些，而当具体分析之时，决 不能忽略时间为每句话留下的轻重不一的痕迹。
    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国维之运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周 历史，郭沫若之运用殷墟卜辞研究古代社会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这一研究思路主要 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而这一思路的形成与深入都得益于有关实物的获得状况，如王 国维的创举仰赖清末安阳出土“殷墟书契”。但这一思路一旦形成又具有观念性意义， 可以指导研究者将旧有的实物赋予新价值。如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1921 年），于甲骨文之外畅叙石刻、金文的史料价值，他所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蕃会盟碑》、开封犹太教寺碑以及诸多关于边疆事迹的石碑，其中有不少碑文早见于 前代金石文录，然而直到此时才被纳入研究边疆历史、民族交往的视野。同样，金文的 价值在梁启超眼里也不止于论述文字变迁之迹，而是推究古代社会情状的重要依据。到 二三十年代之交，近代考古学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此时将考古资 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已成为研究者的共同认识与普遍风气。至于当代对战国秦汉简牍 、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的运用自然都该属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升华，而在这一发展 升华的过程中在在可见观念之确立与实物之获得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如此有效 实则也反映出下文将要谈到的史学的科学化理念，或者说实证意识在20世纪中国史学研 究中的至尊地位。
    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在运用这一方法的过程中，语言学 成为历史学的紧密盟友，这首先表现为以解读语言为解读文献的钥匙，是对语言工具的 直接引用。在这方面，20世纪初叶参考《蒙古源流》编纂《新元史》，运用阿拉伯等域 外资料研究边疆史地成就非凡；韩儒林对突厥三碑的考订和翻译，陈寅恪运用梵文等资 料研究中国佛教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述梁启超对四裔碑版价值的认识也应属此类， 如陈寅恪曾以《唐蕃会盟碑》碑阴残文订正《蒙古源流》和《新旧唐书吐蕃传》中对吐 蕃赞普名号的错译与误书。
    语言学与历史学结盟的另一表现是西方语言学观念的影响。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 研究所并非单纯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机构其工作旨趣之一是借助不同语言的亲族 关系和某种语言的演变历程来解读相关的社会情状与历史进程；不过以语言为桥梁探究 不同人群间的关系，免不了要以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为依据。（这样的 结盟也并非傅斯年独创，而是有所本于西方的研究先例）傅斯年曾专门提出，西南少数 民族语言是汉语同族，研究古汉语有赖与这些语言的比较，又由于同属印度支那语系， 研究它们也有助于研究印度支那语言（傅斯年：《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 ，载《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陈寅恪也有类似看法，提到西夏语与汉语同属印 度支那语系，研究西夏语有助于对中文开展比较研究。
    取异族故书补正吾国旧籍之蔚然成风，也连带反映出文化观念的变迁，那就是不再认 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完全封闭独立的系统，不再以华夏中心自视，充分承认外来（尤其是 周边）文化的价值，而且把中国文化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来审视。所以张星烺编 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及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兴起等都是这个研究方法 的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