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6日，北京市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研讨会，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部分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方思想的传入，随着有些人价值观的改变，各种新观点、新问题不断提出，对以前已成定论的意见也提出质疑了。比如农民战争，有人就认为只有破坏，没有进步。又如中法战争，以前认为是反侵略战争，现在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两个帝国主义侵犯越南。再如戊戌运动，历来认为是一个进步的革新运动，起了启蒙作用，现在有人认为它是超前的政治改革，是一个浪漫的政治理想主义，没有考虑改革的实际承受能力，必然打断中国的正常的发展，而张之洞的理论更合乎中国现实的需要，若按张的搞法，中国可能情况不同了。还有辛亥革命，历来被视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一次革命运动，现在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孙中山的革命有一系列假设性的前提，转移了国人注意力，模糊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把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实际上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晚清政府的确腐朽，但这个形式很重要，一下搞掉，就会引起混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也是如此，原来认为它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现在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它把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东西截断了。一切民族虚无主义，一切政治灾难都是从五四运动来的。可见，许多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都有了新的看法。
    上述思想经历了一个酝酿过程，到80年代末，有人提出中国近代有一个激进主义思潮，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共鸣。他们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认为对中国而言，改良是好的，中国只能搞点滴的改良，是激进把中国搞糟了。从方法论上讲，这是从现实出发，得出一些感想，然后抓住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得出结论。这一方法与我们研究历史的一般方法是不同的。研究历史是材料第一，在严格的史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搞清楚史实很不容易，史实本身是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但还是可以搞清的。在搞清事实之后，才有可能对所有历史上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包括人物、活动及其动机给予合理的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上面所说的那种方法，则不是历史研究方法，他们把历史上后来发生的问题算在以前革命的头上。我认为从方法论上讲，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你可以认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但要说明它们激进在什么地方，要论证，而不是戴帽子。我们倘若读一读二十世纪初那些讲到封建主义的危害的文章，就不会说陈独秀是激进主义了，因为大量史实都摆在那里。陈独秀从旧社会过来，他反对封建传统的危害，不能说是激进主义。不能把革命过程中的失误都算在开始的头上，算在五四头上，算在辛亥革命头上，这是两码事。历史研究不应提倡那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