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前两条就其主要方面而论还是表现 为史料范围的扩大，而这第三条则重在表现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域外文献利用 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也渗透着观念更替，与西方学术的影 响难解难分，但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 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王国维、陈寅恪固然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的成就也归因于此。
    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域外观念与本国资料相印证事实上也成为中国史 学近代化过程中最大的遗留问题。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凭什么可以互相参证？这是倡议 者与实践者所不及深究的问题。今日回顾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其中所隐含的前提是默认 外来观念（即欧洲观念）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普遍有效性，然而在以欧洲为标准的同时又 横生着民族主义情节，那就是急于证明西方所有的中国也能有，所谓外国的月亮不比中 国圆，结果是用中国的材料帮助西方人证明其历史观念的普遍性，而进一步抹杀了中国 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不可否认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误读恰恰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 ，但也不可否认这番证明的真伪在今日已有诸多疑问。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弊病在于：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仍未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在精神状态上仍是传统的），以政治意义取消学术价值。之二，在重建中国历史解释系 统的过程中，只有过短暂的多元并存的局面，大多数时期是一种模式君临天下（仿佛无 法摆脱的宿命）。排斥多元，把理论意识形态化，是导致教条主义的根源。之三，实用 主义带来的急躁与短视导致引进西方理论常常走捷径，不求甚解。也许短期见效，但从 长远来说，会制约学术视野与学术思维，陷自己于被动，有违学术真义。不了解西方理 论产生的背景与其生存的语境，是妨碍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以上这几点事实上又总是纠 缠在一起。
    20世纪中国史学所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古今问题，即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问 题；有些则是中外问题，即现代史学从域外引进中国产生的问题。21世纪中国史学的最 大挑战依然由以上两个方面而发生。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问题更加严峻。在经济全 球化的情况下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的共同难题。西方理论的引进中国面临着时间与 空间的双重变换。也就是从现代人类经验向历史解释框架的变换，二是从西方社会理论 向中国特色解释系统的变换。中国本土经验的升华则道路更为艰巨。主要是因为缺少适 宜的理论土壤，这与科技界的情况类似，基础研究很薄弱，理论解释系统难以独立形成 。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如何建立和培植出自己的理论土壤，建立适合于本土经验的理论 范式，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总之，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弥补20世纪的缺失，又要接受 新世纪的挑战。我们的尴尬在于，我们在努力弥补的正是我们要设法超越的--我们要 补实证史学的课，又要超越实证史学，追求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我们为史学尚不具备完 备的科学范式忧心忡忡，又要超越它，正视史学研究多样化的冲击。如今史学的社会科 学化也受到了质疑，就象历史主义在上个世纪之初受到的质疑那样，人们逐渐放弃了以 发现历史变动模式为目的的企图，而热衷于描述微观史（Microhistoria）和日常史（Allt agsgeschichite）。这不是重复，而是新的回归！也许只有经过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洗礼 ，从下往上看的所谓小历史（Little history），才不至于枝节琐屑，而能小中见大；也 许以小历史书写过了社会，还是会去渴求对世界的整体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