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推出的大型史学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收入了33 位已故史学家的57种著作。此书一经面世，即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尤为老、中、青三 代学人所青睐，称颂之词不绝于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 东教授等作为这部丛书的编纂者，同河北教育出版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本刊特约 请他们就这部丛书畅谈自己的感想，以有助于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对这部丛书的面貌 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入的了解。
    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对百年中国史学进行总结，是一件十分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工 作。通过对过去的追述和对历史的思考，了解我们过去都做了些什么，考虑如何才能把 史学工作引向深广，会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在的情形和未来的趋向。这其实是一项打好基 础、在起跑点就确立优势的工作。面对百年这么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刻度，我们深 感有必要总结这段时期的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面世，可谓适逢其时。 这里，我从这套著作所体现出的五个“新”特征，谈谈它的学术成就。
    新时代：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并迈向现代史学的时期。这 种急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体现在史学成果的形式上，由一条又一条的札记变成了专题 论文，由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变成了章节体；也不仅体现在史学成果的 内容上，在以叙述为主要方式复述历史、着重于弄清楚历史真相的同时，更多了分析的 成分和理解的因素，历史由以描述为主变成了以解释为主；而且还在于，史学摆脱了经 学附庸的地位，走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阴影，实现了学科的独立化。
    的确，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民族，有着丰厚的历史传统。在传统的四部分 类法中，史书无论是部数还是卷帙，都毫不逊色甚至多于列在四部之首的经部之书。对 历史的重视和史书的众多，乃至派生出“六经皆史”、“史外无学”这样的说法。但是 ，这并不能改变传统学术的层次结构和主从关系，在传统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其实是经 学。13部儒家经典，花费了我国学者极多的工夫。一代代学子为应付科考、打基本功诵 读的是这几部书，一代代学者注释疏证、考订辨证的主要也是这几部书，一代代帝王经 筵日讲的也是这几部书。史书的研究如同其他古学的研究一样，都是经学的附庸。“古 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研究这些材料的本 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胡适文存二集·<国学季刊>发刊 词》）它们的差别，在于是做婢还是作夫人的差别。
    学术近代化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专业化。所谓的专业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确立学术的尊严，学者们树立起了学术本身就具有不假外求、独立自足意义的意识 。一种学科，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不再是在服务或服 从学科之外的其他目的中获得意义。二是从混沌的潜科学的状态中走出来，按照现代学 科的标准，厘定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重新划定各个学科的疆界。
    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有通史，但更多断代史和专门史，诸如宗教史、哲 学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乃至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这正是史学专业化走 向深入的表现。惟一的疑问或许出在《观堂集林》。这部著作除了《史林》14卷之外， 另有《艺林》8卷、《缀林》2卷、《别集》4卷和《外集》。其实，内容的驳杂不过是 表象，以序跋、札记形式面世也的确有因袭的成分，但实际上，《观堂集林》在同时期 的所有著作中，是最富有近代性格和气质的，它是我国学术走进近代之后的一部标志性 著作。王国维主张把学术当做目的，而不仅仅是当做手段，认为这是学术发达的根本所 在。在他看来，一门学科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分类，划定学科之间的界限。在我国学术 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王国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新材料：史料对于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笔者虽然不赞同傅斯年“史学便是 史料学”的极端说法，但史料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没有史料，史学就无从成立。正 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中 国历史研究法》第4章）正因为如此，新的特别是重要史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史学的繁 荣乃至一门分支学科的成立。
    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史学就因为史料的大发现，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缘。1899 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和1900年发现的敦煌文书，在一开始就给新世纪的史学注入了活力 。在20世纪中国的土地上，各种文献不断出现，但甲骨文和敦煌卷子一直是其中最重要 的发现。经过持续百年的学术研究，甲骨学特别是敦煌学早已成为世界学林中的显学， 而且，对其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借鉴，使得上古和中古史的研究面貌一新。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 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 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序》）《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作为百年史学成就的代表作，它们的作者自 然是取用当时的新材料、研究时代所面临问题的“得预此潮流者”。有的人甚至以一生 的精力，专一于先发现史料的研究，如李济、胡厚宣等人之于甲骨文，向达等人之于敦 煌卷子。收录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的《安阳》、《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就代表了这方面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