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一个典型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对学术的发展异常敏感，能敏锐地意识到史学 发展的方向，并自觉地参与其中，以独树一帜和令人倾服的成果，对后学产生“示以准 绳，匡其趋向”的意义。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旺盛的创造力，使他们不可能因特定新材料 的发现，而改变自己早已明确的学术发展路向，但他们总是自觉地利用新材料，以充实 和丰富自己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那些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史学工 作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郭沫若等，都程度不同地利用了甲骨文和敦煌卷子的 资料，也都因为取用这些新材料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
    新视野：20世纪中国史学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另一机缘，是西方史学的输入与中西史学 的交融。各种各样的学理和方法的传入，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提供了新的 研究工具和思路。正如陈寅恪早在1935年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 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 学之真谛。”（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脱离了西方史学 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这样的背景，李守常《史学要论》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以及桑 西门、孔道西、鲍丹、孟德斯鸠、韦柯、理恺尔等人历史观、历史思想或历史哲学的介 绍就没有可能，第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卓越成果的郭沫若、范 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成就，也同样不可能取得。
    中西史学的结合，不仅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扩展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而且表现为 许多学人走出国门获得了一些新的文献，丰富了固有的资料库。即以30年代以前而论， 游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者如张元济、傅增湘、孙楷第、王古鲁、郑振铎、王重民等，在 日本和欧洲查阅、拍摄、复印到许多在本土失传的中国古籍和重要史料。在向达的《唐 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就有诸如《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 煌俗文学》、《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这样的内容 。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人的视野大大拓展了，世界意识大大增强了。反映在史学研究 上，表现为世界史研究的勃然兴起。世纪之初，有众多《万国史记》、《万国通鉴》、 《万国通史》被译介到中国，并由此为契机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世界史。收录在《二十世 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就是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 在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作者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法国政局的变化和中国 国内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研究，同样表现出恢弘的空间意识。
    新史观：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唐太宗李世民所谓的“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 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自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以及 其父唐高祖李渊所谓修史的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 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全唐文·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就是政治家对这种历 史观的代表性表述。史学的成果，大可以作为帝王治国的鉴戒，小可以成为个人修身的 鉴戒。但传统史学观的缺陷并不在于这种鉴戒史学本身，而在于这种史学观的单一性。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并迈向现代史学，这是多样化历史观产生的原因，反过来也 可以说，新的历史观的出现，是近现代史学成立的标志。随着近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以 政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突破，从而将人类过去的全部存在和经历的各个侧面，诸如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心理、制度、习俗和日常生活等，都纳入到了研究的 对象和范围之中，多样化的历史观也随之出现：民生史观、生机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 或人文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综合史观，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影 响最为深远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走过一段因为简单化和机械化而导 致的弯路，但它在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历史观的争辩中，不断吸收养料，发展自己，影响 对方，从整体上丰富了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主张要用辩证的 观点看问题，认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强调人民群众是 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这样的观点，为人们提供了洞察历史奥秘的新眼界和新工具。特 别是在它的旗帜下，集合了一支规模宏大的史学队伍，从国别史、专门史、断代史和各 分支学科，全方位地烘托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收录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中李守常（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著作，就 是这一历史观在20世纪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新方法：历史观和史学方法是统一的，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有怎样的历史观就有怎 样的研究方法，但研究方法总是受特定历史观的指导或支配的。比如，在传统的鉴戒史 学中，服务并服从于弄清历史真相这一目的，考据方法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
    由于“德先生”和“赛先生”持久的影响，史学的科学化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执著 的追求。几乎所有的史学流派，都以科学相标榜，以科学为号召。在中国史学追求科学 化的进程中，“实验方法”最有代表性，而收录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的《中 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实验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代表作。
    胡适晚年曾说，他一生的著述，都是围绕着方法打转的。在他看来，“实验主义自然 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它的方法是：细 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胡适文存二·我的歧路》）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被看做是胡适学术工作的中心思想。《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体现了这样一 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