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国家有多次统一，也有多次分裂。每一次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都会带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从而使社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中国古代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本组文章从不同时代、不同视角，对中国古代统一的历史条件、实现途径和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希望引起学界关注，使这项研究走向深入。
    公元589年10月，在吊民伐罪的旗号下，隋朝近52万大军，向长江以南的陈朝发起全面进攻，“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书·文帝纪下》）。次 年正月，隋师进入陈朝首都建康（今南京市），活捉陈后主陈叔宝，宣告西晋末以来近三个世纪分裂局面的结束，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强盛的隋唐时代。
    隋朝的统一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同一时期的世界，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公元一世纪以后，约当东汉中期，西方的罗马帝国与东方的汉帝国都开 始受到各自边疆、社会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民族的侵袭，两大帝国所采取的政治与军事行动，都一样显得软弱无力。所不同的是，被称为“蛮族入侵”的落后民族侵袭不仅葬 送了罗马帝国，而且让罗马帝国时代辉煌的文明也一度随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殆尽。经历长达八九个世纪的“黑暗的中世纪”，罗马文明才以“文艺复兴”的形式重新影响 欧洲的历史。而被称为“五胡乱华”的各少数民族内迁，虽然造成了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大动乱，但只经过不到三个世纪，华夏文明便通过隋朝统一，宣告文明对于落后取 得全面胜利，并挟统一产生的强大力量，在随后三个世纪中，全面影响东亚其他地区的历史进程，以至于被域外史家叹称为“世界帝国”。
    中国历史上，至少在蒙元以前，统一及统一状况的长期维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军事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现象。华夏文明全面影响落后民族，并再度确立 起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正是隋朝实现统一的重要前提。
    魏晋南北朝总的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但相对于东汉灭亡及三国鼎立时期乱中有序的历史来说，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几乎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此后近 一个半世纪内，黄河流域的政治史往往被概称为“五胡十六国”。各民族政权争逐于黄河流域，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取得各个民族的衷心拥戴，也没有一个政权能超越民族政权的局限，实现广泛区域的长期政治稳定。民族矛盾不仅使黄河流域诸族政权兴灭无常，而且引发的长期动乱也严重破坏了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并迫使黄河流域的汉族居民大规模流亡到长江流域。以北来流民为政治军事基础的东晋政权，将维系华夏文明正统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给北方诸族政权施加了强大的精神压力。氐族前秦政权的统治者苻坚虽调集了上百万军队，自诩投鞭足以阻断浩荡的长江，最终败于弱小却拥有华夏传统文化优势的东晋政权，苻坚的失败表明，只有当北方的胡族完全从心理上认同华夏文化，融合进华夏民族或者说汉族中时，统一并长期维持统一的局面，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历史，可谓是各少数民族随着文化变迁而在心理上认同于华夏的历史。各族建立政权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在制度上逐步接受秦汉以来业已 成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汉文化，并慢慢接受华夏传统文化典籍所阐述的观念，最终自认为是华夏始祖炎黄后裔。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将政治中心迁往汉晋统一时代的都城洛阳，推行全面汉化改革，对十六国以来各民族包括拓跋鲜卑华夏化过程作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总结。虽有古今学者对孝文帝放弃本民族特征的改革活动持有异议，但对孝文帝带领本民族投入先进文明怀抱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我们无疑应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这本身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中值得歌 颂的事件。
    随着少数民族的华夏化，黄河流域的局势由动乱走向和平，东晋以后的南朝政权再以华夏文明代表自居，逐渐与北魏建立友好交往。这表明北方民族矛盾因少数民族华夏化 而缓和以后，南北对峙原本具有的民族冲突性质已消于无形，“无外”是南北在文化一致基础上产生的心理认同，这种文化心理认同转而为政治上的统一，是统一的前提。但由谁来实现统一，在什么时间实现统一，却又是政治、经济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
    西晋灭亡后，依靠北来流民创立的东晋政权，立足江南，以华夏正统政权相号召，影响北方局势。但东晋政权最初不得不处理北方政治力量与江南本土大族之间的关系，逐 渐稳定下来的东晋政权，却长期被一些大家族轮流操纵，家族的力量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中央政府甚至长期未能建立起一支足以维持政权稳定的强大军队。所以东晋政权虽然能够在政治上影响北方局势的走向，并成功地在淝水之战中打败氐族前秦，却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重新恢复西晋的统治版图。东晋末年，由北来流民组成的北府兵超越家族势力，全面影响东晋政治走向，其领导人刘裕来自社会中下层，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祭起北伐的大旗，利用北方各少数民族各据一地自我相争的有利时机，灭慕容鲜卑南燕及羌族后秦政权，将东晋的控制范围从淮河秦岭一线扩展至黄河以南，且一度据有关中。
    随着北魏统治民族的华夏化，北魏统治民族与北方各族关系的逐步调适，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时开始有效的对黄河流域实施有秩序的统治，业已华夏化的鲜卑族统治者，政治 理念上亦接受华夏必须一统的观念，并决心加以实现。孝文帝认为，南方政权不再是正朔相承的华夏正统，而是阻挠华夏统一的偏霸僭伪。孝文帝将北魏政治中心置于汉晋旧 都洛阳，并从此将“南伐”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宣示北方政权将承担统一的大业，地理构成的南北界线，不再是全国统一的绝对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