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是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前提之一，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有一定程度的展开，取得了一些成果。本刊有志于继续推进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促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乃组织刊发下列几篇文章，就理论、方法论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发表各自的见解，供读者参考。我们热忱期待着史学界的学者、专家围绕这方面的问题惠赐大作，发表宏论。
    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时期，传入的内容各有不同，传播的途径、宗旨和目的及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也各不相同。关于西学对中学的影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梁启超认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过分夸大了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但是，如果对西学视而不见，漠视其影响，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如何恰当评价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惟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结合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史学的客观实际，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概括。
    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史学，包括世界史、区域史、国别史、编年史等各类史书，内容涉及各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史、立宪史、兴亡史、革命史、独立史、文明史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基本上属于西方早期文明史学的范围。从传播途径上说，主要以通过日本作为中介传入的为主。如日本学者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小川银次郎等著《西洋史要》、本多浅次郎著《西洋历史教科书》、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著《欧罗巴通史》、浮田和民著《史学原论》等。也有直接翻译过来，如英国人李思伦白（John Lambert Rees）著《万国通史》（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美国人迈尔著《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等，总共约二百多种。从整体上看，此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史地内容杂糅，类似于史地志的书较多；二是以唤起民族觉醒、挽救民族危亡为主旨的改革史、兴亡史和文明史居多；三是多通过日本这一中介传播过来，这是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西方的著作，在经过日本人的翻译改造之后，失去了西方史学原来固有的语境，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日本的痕迹，再传入中国，有的完全走了样，日本人自己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本持地六三郎著、赵必振译《东亚将来大势论》（原名《支那问题》，又名《日本国民之觉悟》）一书说：“夫支那之将来，即支那亦难以自知，然以今日社会上、政治上腐蚀朽败之现状，而欲望其改弦更张，诚非易言。分裂之势必不能免，其结果也亦未知鹿死谁手。”“分割者一时之势，终必归于统一，所悲者，继而统一之人，非亚细亚人种而斯拉夫之人种。”意思是说，将来灭亡中国的并不是亚洲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斯拉夫人种、是欧洲人。在20世纪初，这种带有日本利益色彩的观点，比比皆是。而国人沈兆袆在《新学书目提要》中评论道：“支那之分割，吾知日本且与泰西列强得分羹 染指之惠，岂真有爱情于支那乎？吾得而断之曰：‘支那者，支那人之支那。支那之亡， 支那人自亡之；支那之兴，支那人自兴之。’将来之东亚，其果如持氏所言乎？”（沈兆袆《新学书目提要》中《历史类》，上海通雅书局印行，光绪29年版）对于日本 学者有关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论述，保持了应有的警觉。这是我们在研究20世纪初西方史 学对中国的影响时，所应特别注意的。日本学者的改造，已经使西方史学变了形。研究 中必须重视西方史学的传播背景，要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把西方史学真正放在西方社 会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原原本本地加以把握，不应断章取义。
    民国时期是西方史学大量涌入、广泛影响中国的时期，诸史学流派众流竞进、眼花缭乱。从历史观来说，有英国早期文明史观、德国民族主义史观、美国新史学，还有文化形态史观、生机史观、生物史观、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实证史学等。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众多史学流派大都昙花一现，惟有实证史学和唯物史观对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凡“舶来品”都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谁本土化得好，与中国固有传统结合得好，谁就会获得生长的土壤和生命力。否则，就只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我们以实证史学为例来加以说明。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考据学传统，到乾嘉年间达到了鼎盛，形成了乾嘉史学。与西方实证史学相比，中国的考据史学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考据史学主要是在文献考证的范围内，没有考古资料尤其是田野考古资料的支持，历史考证的范围和领域狭窄，问题碎化，缺乏自觉的、系统的理论总结。再加上考证学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各有不同，因此，虽然说中国的考据学传统悠久、著述很多，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历史考据学。中国的历史考证学在受到西方实证史学的强劲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之后，形成了新历史考证学派，在历史学特别是上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无论是从梁启超早期的史学思想，还是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的史学著作中，均能清楚地反映出来。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实证史学的呢？不同的时期，我们对兰克史学又是怎样理解的呢？这种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如何？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把兰克史学理解为“为历史而历史”，否认理解，否认历史有意义。众所周知、反复征引的兰克那句名言：“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这被许多史学家当成了治史的座右铭。然而，用这段话来概括兰克的全部史学思想，显然是片面的。兰克虽以强调对事实的考证和批判而著名，但“他对事实的重视与他对历史演变的历史主义认识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像黑格尔一样，兰克认为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史学是同一的，它们都是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超验的真相或精神。只是不能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样对这一真相作逻辑的概括，而是要通过每一件具体的历史事实来体现。但是，在历史中，这一“绝对”的东西是存在的，黑格尔认为这种绝对的存在是“精神”，“而兰克则认为是上帝的干预”（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8-210页）。由于上帝创造了万物，上帝便存在于万物之中。每一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而所有的历史时代联接起来，便体现了上帝的意志。历史于是就有了意义，每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成了其中有意义的一环。这样说来，兰克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对历史的理解，更没有否认过历史的意义。他虽强调历史主义，主张要重视事实、重视文献批判，但从来也没有类似“为历史而历史”、“史学就是史料学”、“取消主观，把史学变成纯客观的企业”、史学研究“要远离政治”之类的提法。真实的兰克绝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兰克”。但是，真实的兰克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事实上，真实的兰克对我们已经不再重要（当然，不是说我们从事研究的可以不知道真实的兰克），重要的是不同时期，史学界对西方实证史学的不同解读，是我们根据现实需要所塑造出来的“兰克”。（Georg G.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2（1962），17-40）比如，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就是从批判封建旧史学的目的出发，以西方实证史学为模式，进行改造而成的。他所理解的西方实证史学，就是一种“为历史而治历史”的史学，是在求真征实的基础上，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反对旧史学“因文见道”的传统。这种诠释，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为了迎合中国史学当时的实际需要，去解读西方实证史学，所反映的也只能是实证史学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这种解读，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在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和学术发展实际的一种创新，是史学乃至其它学科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