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史学传统”，当这个题目中的字眼映入时，一种近代式的、中西文化遭遇后而 产生的情境，及一种被断裂成两橛的“传统与近代”之感受，油然而生。在“传统”已 被“近代”扬弃一个世纪之久的今天，重新自史学来谈“传统”，或许在迈入21世纪前 瞻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之际，将会有一番不同的景观与气象。毕竟曾经与“传统”形成对 立的那个时代，到今天也已经成为了我们自身“传统”的一部分，而“传统”，正是一种需要不断反思、延续、继承，才能形成其生命的文化活体；它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当下地存在于现在，存在于我们自身所寓的历史世界与生活场域中。
    什么是“中国史学传统”？这个问题对不同身份的人，可能皆会有不同的认知与回答。举例而言，对在1902年写出《新史学》的梁启超（1873-1929）而言，“中国史学”就是 “传统上相斫书的历史”[1]（P1-5）；很显然，梁氏对“新”的“未来”之召唤，此时尚建立在他对“传统史学”认知之基上。然而，对钱穆而言，“传统史学”却不必是一 种与自身相对立、断裂，也不必是一种必须要去反对的“史学”，而是一种需要“温情与敬意”去了解的史学世界；抑且，这个世界不但不是未来的阻碍，反而是一种“源头 活水”[2]（P1-32）。
    这已显示出了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认知，可以因着认知者本身的体知情境、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反过来说，“中国史学传统”也在“近代”以来，因着“认知 者”的不同认知，而呈现出纷歧的“多元图貌”；此现象本身就是一次“大历史事件”，缘于在西方文化输入、冲击之后，所产生的变化现象，而尚在解体与重建交替的变迁 现象中，对“中国史学传统”的重新认知，亦是其过程中的一环。
    重新认知的过程，其本身就记录着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变迁图貌，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此图貌所作的建构及其反省，都还十分有限。但可以大致看到，有以“考古学”的地下 挖掘填补“中国历史”者；有以西方社会科学为“方法（论）”训练的架构去重建与认知“中国历史”者；有以“史观”去打破原有的“朝代”相续去建立与划分“中国历史” 的“发展阶段”，从而为“革命”提供立论依据者；也有在西方影响的“近代化”中，希望能免于西方文化的宰制或影响，寻求一种出路，重新恢复“中国史学的传统”者，对于这一种方向的努力者，过去学界曾经以“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称之，或多或少，有其“贬”义。但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长期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消化，以及对自身传统的重新发现，冀望在西方史学之外，寻求中国史学的独特性之学术取向，亦逐渐形成；换言之，“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已经未必是一种“过去 = 中国-→ 西方=未来”的“现代化发展”式的旧论调，而是一种“中国vs.西方”的平行式比较；研究“中国史学”，是认定其在“西方史学”之外，容或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学术型态，而能提供出另一种不同的史学价值。一种文明，是否“高”于其他文明，或“低”于其他文明，都是一种独特历史时空情境下的产物；无论“高”所形成的“自我”之尊大 或“低”所形成的“他者”之卑下，都有着独断论的倾向。这时以历史学为志业的人而言，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正可以避免封闭与独化，而能走出上一世纪的牢笼。21世纪的中 华文明，是否还须要在“高/低”之中去界定衡量中西文明之孰优孰劣，这其实不必去回答，因为问题本身的取向就是有问题的问题！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进彼此的了解，“自我”与“他者”，可以同等存在，并存于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之域中，这正是汉语中“文化”两字本来的内涵。
    本文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的了解之进路，亦复如是。当“传统史学”被误解为“前近代”、“不科学”、“帝王家谱”、“为政治服务”一世纪之久的今日，我们似乎已 勿须再以此种“反”的心态作为了解研究的地基，而应如上述，重新激活自己本来内具的一种健康的心灵，对自家传统的史学有什么特色，作出平情的衡量与理解，并且也试着去思量它的现代意义，即对我们的当今所可以取资的前瞻性意义！本文的写作，无疑地受到此种思维的影响，既不是19、20世纪之交及五四时期北方学界的“反传统”心态，也未必是一种全然为祖国说好话的自尊心态，而是站在一种如何能平心理解这个相对于“我”而存在于“过去”的“中国传统史学”，有什么特色，进而理解之、表述之。尤其是在一种已为我们所体认到的情势之下：在西方史学之外，有着中国史学的存在；反之，在中国史学之外，也尚有来自其他文明传统的非中国史学的存在。彼此皆应相互交流，相互理解。
    本文的写作策略是选中了唐代的著作《史通》。众所周知，刘知幾（661-721）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对唐前史书作出总评，并且提出正史应当如何撰述、历史 写作的核心价值应在何处等等史学观与史学批评的专著。因此，透过《史通》来阐述与理解“中国史学”，或许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由于中国史学传统绵延历时甚久，且史 书数量众多，我们实很难任取一两个词汇，任选一种脉络，便能展开重新且全面的进窥与传释。因此笔者也只能在本文中选取其一端，就本身学力之所能及，及以往所累积的 些许认识，论其所知之片面，作出一些探索及反思，也传达一点笔者在回顾与省思中的个人感受与观点。诚然，在《史通》所理解的世界之内及其世界之外，都还有着《史通 》所不能达以及不能进入的中国史学之世界存在：譬如在其后而成于清代的章学诚（173 8-1801）《文史通义》，便认为《史通》所谈者，只能是“史法”，只能是“馆局著述”；而对于“史意”、对于孔子《春秋》的大义，以及相对于“一代大典”的“通史” 之要义，则必须留给自己这部书以一席之地（注：章学诚曾比较过他与刘知幾的史学工作旨趣之不同，认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学 诚：《章学诚遗书》外篇卷9《家书》2，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92页）。）。
    但本文选择《史通》，则主要尚有下列考量与关怀的取向，便是因为不论是透过若干近人研究的专著，或是刘知幾自己的文字，都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理解中国传统史学之主要精神、价值的线索主轴，这个主轴便是“实录”。再者，“实录”中的主要意涵，既与“道德呈现”有关，也与“历史事实”有关，这就牵涉到了近代史料学派中的主流价值思维取向--以客观/实证为主导的近代史学，正是这种“客观”思维的有形无形之主导，使得近代史学家常认为传统史学是一种喜将“善恶/道德”导入“历史事实”中的史学，从而传统史学便是一种不能“为学术而学术”的史学，也不是那种能追求科学上客观真理的纯粹学问。这样，由“史以载道”来说，中国史学传统中对“道”的使命感，便成了一种负面的印象与评价。“史以载道”事实上就是“实录”；这种史学是否就一如客观主义者所批评的，姑且不论；我们此刻所应做的，似乎便是先摆脱此种“对错”模式，而用理解的方式，先尝试进入《史通》的“实录”世界之中，理解“实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