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两造俱在“当世”的状态中时，其间所需要养成的一种道德勇气与道德判断能力，吾人确实可以体会“史识”与“直书”等词汇的实有意涵。 唯其“直书”，才能“彰显善恶”，其作品、其史述，才能是一种“实录”。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在《史通·辨职》篇中将历来史官区分为三种月旦流品，刘知幾何以会将董狐、南史置于最上，而一反我人所成习之印象，近代以来历史教学中的第一流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反被置于第二等之故。《辨职》篇云：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9]（卷二内篇，P87）。
    对刘知幾而言，“通古今之变”的史家，只能是第二流的，而一种能将道德转化为历史书写（史笔）行动并将其置入权力结构紧张冲突实境中的史官，才是真正值得赞许 的典型。在21世纪的今天，长期以来受到近代-西方史学方法的习染，我们便常会以司马迁为中国第一等的大史家，而“成一家之言”也就当然地成为历史学门训练学子与学 人的自我期许的要求，当然，这也正好显示了纯学术中的对现实之不再参与，以及历史学就是以研究“过去”为学问，“当世”的“实录”精神在现代之遗落，也正由此可见 。这种近代以来对“史学是什么”以及对“成一家之言”的纯粹学术性作为自我要求的意识，与对司马迁的印象与定位的方式正相表里，然而却未必是以“直书”、“实录” ，以“当代褒贬”为主义的史学及史家所追求的精神与价值之所系。正是在这里，由“ 司马迁”地位的古今不同之认知，不仅正好反映了两种史学观的不同与时代之变迁，也 使我们警觉到，我们今日所处的史学世界，应当是与古人的史学世界有所同有所异。而古人如刘知幾辈所代表的史学典型与传统，它的价值，它的内含与核心意义，它的理想与目标，以及它所认同的史学之功能，对人间政教之所能参与度的上限与职责之责任感，恐怕都与今日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历史学有其根本之大异。当然，如果强调政治不当介入学术、干预学术的现代学术之精神，能够在引起我们的自省中，有助于提升史学对人间政教风化的更大作用，即合两者之长于一炉，则自是上善。反过来说，在学术研究为导向的自期中，“史学家”能否成为“史官”型的学者？以董狐为期许的那种典型之内涵与意义能否重新再现于今日，则是否也正是当所深省于今日与前瞻21世纪文明道途之一重要方面呢！
    然而，“实录”的实现确乎是“难”，否则刘知幾便不必在《史通》中直指此义为其核心了，而难处所在，也正就是“实录”核心义之所在。刘知幾所推崇的董狐或是南史，是从属于赵盾或崔氏，因而曲笔伪录，还是直书实录，这也正是史笔书写之难，难处所及，真实义顿现。刘知幾书写《武后实录》，是“忤时”还是“顺 从”？是“顺从”为现实，还是“忤时”而追求真实？《忤时》正是《史通》中的一篇篇 名。当“顺从”作为史官自己置身局中存在的一种现实时，“历史叙述”也就成了一种 “曲笔伪录”，显然这并不是史学上的“真实”，从而也是应当批判的一种“现实”， 就像刘知幾批判魏收一样；当“忤时”成为一种自身存在的现实时，从而“实录”也就有可能出现，虽然环顾与逼临的，正是一种“威胁”性的现实。“实录”因而是和自身所在的现实中的一种道德勇气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人的现实性中，却很难也很少出现此种勇敢的行动，因而对过往历史人物的行为认知，也就由自身所在的现实世界中，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史官作为人的在世，如果自身不能了解自身的现实与真实的相互显现性与价值性，又如何能了解他人，了解过去的人，了解现在的人，了解事局中人的存在与价值的意义。“夫人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即便是对“过 去”的历史人物之彰善贬恶，要达乎“实录”，亦是多么地不易！因此，知幾认为 必须从现实性出发，才能对“褒”或“贬”有所体知，而褒或贬亦正是其对“现实性” 中所蕴含的“真实性”的一种认知、一种体悟、一种批判、一种赞扬或贬抑。因而“实 录”之“难”，正在于现实与真实中原有一种张力，一种相互遮拨的存在，不仅“历史 ”如此，“人”即是如此。
    “现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我们活生生的当下与生存场域，由于“现实性”的丧失，使得历史在一味追求“真实”时，沦为一种仅能称之为“历史哲学”者，一味以“ 褒贬”为“真实”，使“现实”仅仅沦为素材，因而抹杀汉唐，使得“三代”成为一种虚悬的架空设想，成为僵化的叙事。反之，则由于一味追求“现实”，导致历史中真实性的剥落，人的存在遂仅成为一种“无可能性”的状态，成为一种仅仅存在于“被描绘”状态中的“人”。当历史叙述提出忠于客观现实的描述之蓝图时，并未能提出什么关 于“人”的反思、反省，因而历史中真实的一面将被剥落，而中国史学传统中向“道”的一面，也遂丧失，在近代性的解释之下，不仅被遮盖了其向道性，甚且被批判为不够客观。但显然实情并非如此。我们顶多只能说，以“彰善显恶”为核心的实录史学，与近代的客观研究之学院式史学，是两套不同的史学世界之存在。如果中国史学传统是相对于“近代”以来的另一套史学世界时，我们能否前去理解另一套史学世界的意涵呢？
    总而言之，“现实”与“真实”是作为“历史叙述”形态存在的“实录”所同时摄含 之两境。将真实剥离出来单独存在，传统的历史叙述所走的显然并非这样的一条路，因 为它既不是了解“人”的路，也不是了解“过去的人”的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实录”同时兼赅与俱摄“真实”与“现实”于“一”，这就是因为“实录”的写作，缘于史 官/执笔者，而史官/执笔者，又缘于一种“当世”而来的道德实践之勇气。缘于“现实”虽然是一种根本性生活的场域，但又不能满足于它，我们的现实存在的生命本身并不 能使我们满足，想要更深地追求点什么，“道”的关怀与理想性、自省性就注入了。而“人”本身对于“现实”所产生的趋向“真实”之体验、反省与感知，经过自觉而由执 笔之文字呈现，并在史笔下成为历史叙述的书面文字，这才总会让人觉得在所谓的“事”中，似乎还多了些什么！我们不妨便视此种状态正是“实录”史学传统中的史官们想 要追求与臻至的境界--彰善显恶的“实录”境界，与自我要求在人世中作为“人的行动”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