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由上所述，很显然地，刘知幾所揭橥的“实录”之史学意涵，是以“彰善贬恶”为主，其中一种道德关怀的价值取向，尤着重在“当世”性上，因此才需要一种如董、 南为典型般的“直书行动”之人格与勇气。这又与他的另一组观念息息相关，即“当时简”与“后来笔”。《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篇云：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 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9]（卷三外篇，P16 -17）。
    知幾虽然有着两者不可偏废一边的提法，但显然“当时简”才是与他突显的“董狐”“直书”“实录”相应的。史官如何写作历史，既是知幾所关注的重心，则围绕于“写作”的当世大环境中诸多足以干涉“写作良知”的变量，厥在于史官自己对本身的道德、识见、学养的陶冶与锻练，由是“写作”才真能进入“当时简”而成为当世之实录。这种“当时简”的要义，以及史官能否使之提升至“实录”的境界，便在《新唐书》所载的一段刘知幾与礼部尚书郑惟忠之谈话中显示无遗。《新唐书·刘子玄（知幾）传》载云：
    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 犹愚贾搡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 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10]（P4522）。
    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史家三长”。“三长”指向的“史家”，正是由“当时简”入手去思考“史官”一职的“在世性”及“写作性”二者如何臻于升华，甚至以生命来印证 对“董狐”世界之体认。
    近代史学因为重视对“过去”的学术研究取向，强调的是“过去的真相”而非“现在的真相”，加之“史料”主义之上山下海、考古掘地、无边扩编的强调，使得“历史” 一词偏向于“多”而不在其“深”。因之，在今日“当时简”的职司，就让给了“新闻”之“笔”。也因为如此，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往往从学科取向的学术态度出发，以“史料/史著”的一组概念来模拟于刘知幾的“当时简/后来笔”，而认为刘知幾的“当时简”就是今日史学中的“史料”，是一种有待学术加工方能成为“史著”的 “待加工物”。譬如前辈学人吕思勉先生、为《文史通义》作注的叶瑛先生、以及翻译 鲁宾逊（James H.Robinson）《新史学》并撰《通史新义》的何炳松氏等，都有此种“误 读”的倾向，以“当时简”为一种“记注”式的原始史料，而“后来笔”方为一种“学 术程序”加工过的“成品”（注：如吕思勉氏于《史通评》中即有云：“‘草创者资乎 博闻实录’，谓搜辑史料，以备作史者之用也；‘经始者贵乎隽识通才’，谓据史料以 作史著。”（见浦起龙释、吕思勉评、刘知幾撰《史通释评》卷11，第278页。华世出版社，1975年4月版）即以近代“史料”与“史著”之二分概念以比拟刘知幾之“当时简”与“后来笔”。又叶瑛注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篇》文中，亦见此种比 附，叶注云：“按记注与撰述之分，刘知幾已启其旨。《史通》《史官建置》篇：（略）此所谓当时之简，属于记注史料。所谓后来之笔，属于撰述之史著。”（叶瑛注、章学诚撰《文史通义》，仰哲出版社翻印，上册）何炳松氏《通史新义》自序亦云：“刘氏于此所谓‘当时之简’，非即吾人今日所谓之‘史料’乎？故资乎博闻实录。所谓‘后来之笔’，非即吾人今日所谓‘著作’乎？故贵乎隽识通才。而以‘当时’‘后日’二词表明史料与著作在时间中之关系，尤为深入浅出，有裨实用。”（何炳松《通史新义》，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11月版，台1版，第4页）皆有此种“误读”倾向。彼等与古人容或所视所指相同，然用语不同，其所显示在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中之两套底蕴者，其意义旨趣，亦实大有同异可别。）；这显然是从近代史学的眼镜中去观看《史通》史学中的“实录”而摆落了其“当世性”的道德意涵。固然近代史学亦有其自身立于“当世”的切身关怀及主题，然而其“误读”当时简，误解实录史学于另一种知识框架及背景中，却也是一不可否认之事。总之，传统史学中的精神是在“近代”史学中被遮蔽了。
    关于此种“实录”史学的道德关怀，近人胡昌智曾以“鉴戒式”史学称之，来研究一种近代史学中由传统鉴戒式转向近代演化式史学型态的变迁过程[11]（P141-180）。胡氏 思想资源来自于其师Jorn Rusen（余琛）分析西方史学的思索。余琛将西方史学从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on）上区别为四种类型，即传统式（traditional narrative）、 例证式（exemplary narrative）、批判式（critical narrative）、演化式（genetical narrative）。他指出：1.这四种基本类型是互存的，且在每一时代的历史文本中均可发 现；2.从传统式到例证式、例证式到演化式，有一个自然的进展（a natural progression）；3.其中批判式所扮演的，是促其转变的催化剂，因为，它能向传统说“ 不”，而引致促使转变的反省[12]（P87-97）。一如波兰的史家Jerzy Topolski（注：波 兰的历史理论学者Jerzy Topolski曾从历史内容的时间呈现形式上，将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s）区分成三种理想型（ideal-types）：年鉴（annals）、编年史（chronicles）及一种更为严谨的历史叙事--编史学（historiography）。Topolski其实 仍认为annals是较初始的，它在结构上由单一事件（isolated event or single record ）构成；相较于此，chronicles便具有条与条之间的因果相续性质，关键在于年与年之 间的相互为序，使chronicles更具叙事性。虽然Topolski也强调这仅是一种MaxWaber 义下的理想型区分，而在实际上这三种类型皆是互存的。但是，明显地，他确实将annals视为仅是记录的单纯属性，在形态上也较为原始。如果以这样的视点来向中国历史叙述的文本类型投射，则显然我们便不能解释孔子之《春秋》的“书法”及其“大义 ”何以丰富到足为一“经”，并成为典范，须要历代这么多的传注来向其中掘取孔子的思想或理想，因为《春秋》的叙事形态正是所谓的“annals”的，其条与条之间非“义 例”不能释，在形式上，连chronicles都还称不上。Topolski的论文其实也正好对比了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叙事文本的类型、意涵及历史取向。参Jerzy Topolski,‘Historical Narratives:Toward a Coherent Structure’，History and Theory,35（19 96），pp.75-86.），他也认为由例证式至演化式，乃是一个发展或历史现象，这仍预设了 例证式较诸演化式，乃是一种更为朴型的历史叙述。很显然地，由这种分析西方史学的 视野出发，而转向中国近代史学时，则胡昌智所称的“鉴戒式”史学就是一种尚不完备 、有待演化的“前近代史学”阶段。这种近代史学中以自身的“近代性”为坐标中心去 回顾过往并朝向现在作一种“发展式”“演化式”的思考，正是中国近代史学在接受西 方近代史学之后，对传统思考的特征之一端；由是，传统史学中的“实录”史学，便是 一种前近代的史学，必须朝向“演化式”史学作“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