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录”一词的出现及其史学意涵的形成
    “实录”一词的首次出现，与司马迁（前145-前86）的《太史公书》有关，系扬雄（前5 3-18）在《法言》中谈论太史公时所用之语。
    《法言·重黎》曰：
    或问……太史迁，曰：实录[3]（P32）。
    《法言·君子》曰：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李轨注：“实录不隐，故可 采择。”）[3]（P38）。
    其次则见之于班固（32-92）的《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曰：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P2738）。
    班固此处直以“史”与“实录”相联系，已与扬雄《法言》中以太史公与淮南相较之言，略有不同。班固谓“实录”系出于“良史”所记。应劭注云：“言其录事实”，则 更以“实”为“事实”之谓。若是，则此事实之录，必须“文直、事核”以及“不虚美、不隐恶”，方得谓之“实录”。故“实录”一词的出现，已有多项含义蕴之：或指向 史文，应“直”；或指向史事，应“核”；或指向史义，“不虚美、不隐恶”。
    可见“实录”无论是指一种观念，还是指一种史学中的史书或特定形式与意义下的典籍，都是相当早的事。而其在中国史学传统中确定发展成为一个核心的术语与概念，则 应是在唐代。而这正是自司马迁、扬雄发轫以来，经过六朝的长时期演历与发展而成的结果。
    我们若以近代客观史学来作对比理解，则很显然，“实录”并非如今日客观史学所谓客观呈显过去的事实，客观精神与实录精神显然是两套说法，“实录”正是相对于“近 代史学”的另一套，我们若称其为“传统史学”亦无不可。“实录”虽然是“录事实”，但其“事实”却并不是“过去历史的真相”，而是在于“事实”的“彰善显恶”或对 “美/恶”的不虚与不隐。近代史学中所争议的“道德判断”，显然在“实录”一词的意涵中，与“事实”既相混为一又是“事实”之首要意涵。
    由上述“实录”义之解析，可以说，后世史学中的“实录”之义，除了作为书名与文类之外，在班固的言论中俱已赅括。自汉末六朝以来，“实录”不仅成为史官书写记录 的观念准则，同时也成为一种对史官书写之优良状态及其优秀成品的称美。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实录”在传统史学中的功能与意涵，我们可以征引一段文字记载，以供分析。 《周书·柳虬传》记载了西魏、北周之际柳虬的言论：
    虬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 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5]（P681）。
    “非但记事而已”句特值注意，“所以为监诫”“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尤为史官职司书史之义所在。而其云“古者”以及“其来久矣”，可见在柳虬认知中，“直笔于朝 ”对他就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史学传统”。可知吾国传统史学，本非以客观认知“过去”为其终极，故所谓“史官”之以“实录”为一种自我期许者，正在于作者必须带有主 观褒贬性之叙事文字，以录史事也；良史与否，即在此处。又，在柳虬文中，另一值得注意者，则在于“徒闻后世，无益当时”，因此，有益于当时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史 官要像董狐、南史，以直笔呈现“善恶”的标准给当代人知道。这更显出一种史官以“司善恶，树风声”为职的意涵，在“当世”与“后世”的相较下，为“当世”树立风声 才是“实录”的首要义旨；而不是徒以“文字”流传而仅仅成为“述史”之性质而已；显然，史官的职能，本身即参与着一种当代人间的政教风化。
    梁武帝时，首以“实录”作为史书撰写的一种体裁专名。《郡斋读书志》云：
    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指“纪传”、“编年”--引者注）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6]（P174）。
    《文献通考》亦记云：
    按实录即是仿编年之法，惟《唐志》专立实录一门，《隋史》以实录附杂史，《宋志》以实录附编年，今从《宋志》[7]（P443）。
    案《隋志》杂史类著录“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及“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因此，自梁武帝起，“实录”便正式经由皇帝之 授权而成为一种新兴体裁之名；此后渐成常制，历代君主均修有“实录”，直至清代，仍然如此。逮于民国，虽设有“国史馆”，然已以修《清史》为务，对于“国史”或“ 本朝史”撰修之大方向，已失其定位，仍在变迁之摸索中。然而，对于“实录”一词，能够经由扬雄对《太史公书》的描述用语，从而逐渐在汉魏六朝以来，注入史学上的关 怀，终而形成了一种由梁皇帝授权的史书修撰之名称，这也就意谓着：代表着官方、王朝的政治权力，已经关注并直接介入了史官的“历史书写”之中，而且因此而提升了此 种“历史书写”的层次与地位，并要求以“实录”的价值为其内涵而称名之；在一种既冀望其是“实录”而又不放心其真的“彰善显恶”的情形下，遂有监修制度之产生，俾 史官之书史能在自己监视之下，掌控其书写之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