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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刻所作的，则似乎正好相反。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是两套不同的史学世界，实录史学的价值在近代被作更进一步的“演化”之前，我们似乎应当先去理解“实录”在 史学中的意涵及特色，说不定回归传统史学才是我们此下须要的大方向，而不是令其“演化”至“演化式史学”。如果“史学”本身也是人间文化现象中的一环，“历史叙述的文本”--即史官写作的史书，本身又即是人在当世间的一种行动的话，那么，一种强调“当世”意涵的“实录”，在史学或编史学（historiography）中被彰显出来的要义 ，还是应当被正视的。至此，我们便可以将视野由“国史馆与新闻笔”这个标的转向对中华文明中的史学传统在21世纪的前瞻性上。国史馆在清末民初改朝换代以来，便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功能。由西方引进的历史学事实上是在大学中的正规历史学科系中得到实现的。国史馆只能负担着一种边缘性的整理政府档案，以及补修“清史”的工作。更 重要的，它只是酬佣性的职务，“国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它却仍然还是一个一级单位，一如中央研究院。如果，职司“国史”的国史馆，能够认知到自己所司的“国史”，就是一种“当时简”性质的“史笔”，而当代所有的档案、大事件记载、新闻报道等，都还必须经过一道程序，才能变成“历史”，而这一道程序正是“历史-国 史”所以转进一层的关键，那么国史馆便开始承担了“实录史学”中的当时简之史笔功能。在大学任教及治学术做研究的精英们，也就能体会到一种学术与人间社会、人生责 任相合为一的使命，正是在于必须进入“国史体系”中，参与着当代树立风声、司命褒贬的脉脉相传之“史”与“笔”的关怀，董狐的典型形象，似乎又从传统里缓缓升起。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当国史馆的“国史公报”或“国史大事记”每隔一月、一季、一年便出刊公诸于世时，它与新闻笔的最大不同处便在于它是“史”：令人之善恶皆能 传诸后代甚或褒贬皆垂鉴不朽的“史”，而它在当世便公诸于朝、公诸于世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必然有人已开始关心与开始欲用胁迫与利诱介入史官之书写，因为那不只 是一时的新闻--明日便成可不可信还不知的“档案”--它是“史”。我们也可以想见，当“国史公报”公布之时，当世之当世人会如何地关心自己在其中是被写成怎样历 史人物类型，被褒贬评价为怎样的一种人格上的位阶，这就够了。“史”和“新闻”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史”会让人有一种传诸永久的感觉，只要想到后代们--包括自己的 子孙，有一天会在历史教育的书中读到有关自己的，且由史笔书写的“史”，这种感觉，想到就会令人别有一番滋味--《春秋》的影像似乎也从这里再度升起。因而，当国 史馆的国史记录者以传统史学中的“实录”精神作为一种使命、理想、责任时，那么，一种具有“当世性”的“实录”，一种不同于西方“由档案到历史学”传统的“当时简 ”的精神，就能再现于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