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天子暗弱，藩镇割据，干戈俶扰，兵燹四起，于是便有“五代十国”的出现 ，而在北方边陲还存在着契丹政权。赵匡胤建立的宋朝，所辖之地仅是中原、江淮及岭 南之地，而对边陲的管辖则力不从心。北宋与辽朝对峙，南宋又与金对峙。而在宁夏及陕西、甘肃、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则有西夏，与宋金鼎足而立。此外，西南有吐蕃、大理 ，西北则有畏兀儿、西辽、喇鲁等。多个政权并存，互相攻伐，百姓流离，经济凋敝，交通阻塞，严重阻碍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元朝统治者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从太祖成吉思汗到世祖忽必烈，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蒙古人于1209年征服畏兀儿，1211年收降哈喇鲁，1227年灭西夏，1234年覆亡金朝，1239年吐蕃皈依，1254年大理俯首称臣，1276年南宋君臣衔璧入降。至此，元朝把中国境内的不同政权都纳入了自己的大纛之下。百川归海，天下一统，国家的统一为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契机。
    其次，奠定了我国疆域的规模。
    元朝幅员之广袤，地域之辽阔都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元史·地理志》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与唐、宋相比，那些鞭长莫及、只能设立羁縻州郡的地区 ，元时都悉数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的管辖之下，设立了行政机构，与内地无异。元代的疆域大体上也是清朝全盛时的疆域，我国今日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元朝统治者的贡献也是不应湮没的。
    第三，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由于政令统一、交通方便，辽、宋、西夏、金时的畛域已不复存在，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把山水迢递、素无来往的各民族联系到了一起，“适千里者，如在户庭； 之万里者，如在邻家”，为各民族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契丹人、女真人有时留居东北故地，有时分散于中原汉地。他们因与汉人交错杂居，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熏陶，与汉人互为婚姻，出现了“父随虏种，母实华人”的现象。久而久之，契丹人、女真人逐渐被汉人、蒙古人所吸收，他们的民族特色已消失殆尽，元朝政府也视他们为汉人。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山东清代有姓术者，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后，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当在明初以后。而今山东氏族，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日知录》卷23）
    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包括色目人、蒙古人在内的一批少数民族先后进入内地，有些汉人则到了漠北。这种民族迁移，终元之世也未停止。他们或因致仕后卜居不归，或因 屯戌而即营为家，或因经商而富居，或因侨居而变为土著，或因贬谪以及充当工匠、奴仆而定居者。蒙古人是统治民族，居住范围更广，元代民族融合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第四，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由于元朝疆域广褒，交通发达，元政府又鼓励商人四海经商，因而外国商人来中国者极多。再加上元政府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 容并蓄政策，这就给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元政府与宗藩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关系密切。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是沟通东西方的国际性 城市，中国工匠入居者甚多，钦察、阿速、翰罗斯等族工匠入元者亦不少。伊利汗国境内各族人入元经商，汉族官员、文人前往伊利汗国者大有人在，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元朝与亚洲诸国的文化交流偏重于诗书、儒学、佛教等方面；与非洲的交流偏重于懋迁有无；与欧洲的交流则是外国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马可·波罗 、卢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先后入元，兴建教堂，广收信徒。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等科学技术传入西方，阿拉伯、波斯人的天文、医学成就也被介绍 到中国来。
    其他如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等，均可圈可点。总之，元朝是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