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是西方史学中一个重要的传统，本文拟就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民族史写作范式 在古典时代的开创，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进行探讨。旨在说明正是在建构各国民 族史的过程中，产生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新构想，开始了史学新实践。如美国学者凯利所 说，历史研究总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繁荣。同时，我们聚焦民族史传统有助于阐明西 方近代史学的本质特征，即世俗的、理性的、民族的。
    （一）
    西方民族史传统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而不是希腊史学。希腊人在政治上从来没有 建立一个统一体，他们写作埃及史、巴比伦史、罗马史，但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民族 政治史传统。中古早期的史家，如都尔的格雷戈里和比德，为了记述一个民族的历史， 都向罗马史家、教会史家和东方史家学习，并没有被发现他们求助于希腊史家。这也适 用于描述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民族史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是从罗马人，而不是从希腊人那里得到了民族史的观念。色诺芬、波利比阿等希腊历史家对布鲁尼等人文主义者是有影响的，但是，希腊史家对人文主义民族史的发展究竟有多大作用依然是个问题。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都不是希腊民族史家，他们是当代史家，而俄福鲁斯和波利比阿则是世界史家。应该说，希腊历史家对民族史的产生有特殊影响，他们促使罗马人和犹太人，以及基督徒至少是部分根据希腊模式来写作他们的历史。所以，民族史的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1]。
    在罗马民族史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个罗马历史家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约生于公元前254年）。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曾参与高卢战争和汉尼拔 战争，公元前216年坎奈战役后，他曾作为罗马使团成员，出使希腊。在公元前3世纪末他用希腊语写作了他的《罗马史》，从罗马起源一直写到公元前3世纪末。他的出现是 罗马史学兴起的标志。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罗马史学，决非偶然。首先，这场与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他们想到祖辈创业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辽阔的地区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马人的眼界扩大了。只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第三，希腊化的冲击迫使各民族反思自己的历史，用希腊语，根据希腊历史编纂方法写作自己民族的历史，以便各国读者了解自己民族。最后，希腊化时代修昔底德式的以关注当代、探索人性的永恒特征、解释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为特征的政治史的衰落，博学好古研究的兴盛，都对皮克托的历史写作有重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影响皮克托的既有希腊因素，也有罗马因素。实际上，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皮克托受到希腊作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受制于希腊历史家。他有自己的方法 ，同时也利用希腊史家的成果，并且，他的研究延伸到希腊史家没有充分研究的时期和 方面。在实践过程中，他使用了罗马的编年框架，无疑也利用了祭师编年纪事（the Annals of the Pontiffs）（注：罗马的祭师编年纪事，是祭师们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事记在粉板（tabula dealbata）上，逐年更新，有如纪事表，到年末则将其抄录成卷。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曾把全部祭师编年纪事编辑成书，共80卷。）和别的罗马材料。皮克托的贡献是开创性，他的《罗马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著作传统，即民族史。他的著作比以前希腊人写作的世界史更注重政治制度的连续性。罗马人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当代史，因为他们有一种深刻的传统意识和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他们或许在对过去的批判态度上不如希腊人，但他们感到有必要从起源叙述自己的历史。从罗马的起源开始写是罗马历史写作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皮克托开创的民族史传统，后来经过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公元前149 年）、萨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公元前34年）和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 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民族史写作范式，考虑到李维在后世的盛名，我们可以将这一范式称为“李维范式”。李维范式的特点是：其一，通史体例，从起源开 始写；其二，以政治为主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三，重视历史的垂鉴作用。
    在罗马，除皮克托和李维开创的民族政治史范式外，民族史写作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范式，即源于希腊的，以罗马作家瓦罗为代表的博学研究范式。该范式与希腊化时期盛 行的传记（bios）这一著作体裁密切相关。希腊化时代的传记既可以讲述个人的故事，也适宜于讲述民族的故事。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迪凯亚尔库写有《希腊人的生活》，用传记 形式来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系统描述希腊的习俗和典章制度。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作家瓦罗（Varro，公元前116-公元前27年）是罗马博学研究者的典范，他的一生著述宏富，涉猎广泛。在博学研究方面，他继承了希腊前辈的系统研究方法，但他运用更得当，更有力，更富于成果，从而使他的前辈黯然失色，使他的同时代人震惊，5个世纪以后的圣奥古斯丁仍然为他着迷。[2]他著有25卷《罗马古事考》和16卷《罗马神事考》， 对罗马习俗制度和宗教神话进行研究。他还仿效迪凯亚尔库写作《罗马人民的生活》，由此开创了民族史写作的博学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瓦罗范式”。
    瓦罗范式具备博学研究的全部特征，与李维范式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瓦罗范式不是按年代顺序来进行的叙事，而是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当然，在编年顺序容易确定时， 他们也不反对按编年顺序来处理。总之，时间因素在博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如在政治史中那么大，这与二者研究的主题有关。人们对政治、军事史的理解取决于事件因素，取决 于相继发生的事件的时间顺序，而博学研究侧重于习俗和典章制度的系统描述，并且，习俗、制度、宗教等的起源时间，要么全然不知，要么难于考证，所以，在研究这些主题时，要按编年顺序来处理，很难完全做到。其次，瓦罗范式广泛使用各种档案文书和碑刻铭文。传统的历史家从修昔底德到波利比阿，从费边·皮克托到李维，虽然偶尔也使用档案材料，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是通过系统研究档案，主要依据档案材料来写作历史的。甚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家哈利纳克苏斯的迪奥尼修斯，虽然深受罗马学者瓦罗的影响，也认为没有必要对罗马档案进行透彻研究。历史家很少去档案馆，更少详尽引用偶然发现的档案资料，而博学好古者则视搜集档案资料和碑刻铭文为他们的职责，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详尽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第三，在著作体裁上，瓦罗范式与李维范式也有很大不同。瓦罗范式的著作体裁实际上是把讲述个人故事的著作体裁用来讲述民族的故事，是传记体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