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上认为，近代民族史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大致过程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布 鲁尼通过有意识地模仿李维，而写作了《佛罗伦萨人民史》，其他人文主义者也相继写 出意大利其他城邦和民族的历史。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通过依照古典方式写作民族史来谋 生，他们向欧洲各国君主推销这种新型历史，最终引起各国本民族历史家的竞争，随后 ，出现了本土的民族史家[3]。这种描述过分简单化，有明显的不足，它过分强调了李 维的重要性。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还存在另一种人文主义者的民族史，它与李维关系 甚微，而以瓦罗为古典榜样。所以，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依然存在着两种民族史写 作范式，即李维-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 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而且开始有融合。
    人文主义史学的诞生地是佛罗伦萨，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家是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 ardo Bruni，1368-1444年）。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为人文主义历史编纂提供了 榜样，这部著作耗费了他一生许多光阴，至少从1416年到他1444年去世。如果说他的文学灵感得自修昔底德和李维，那么，他的思想观点则更直接地是佛罗伦萨严酷的政治现 实，尤其是长期与米兰的冲突及随之而来的15世纪初期的“危机”的产物。严酷的政治现实加强了他的共和信念，使他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彼特拉克的政治偏见，达到了与所谓 “市民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政治、社会关注。追随萨卢塔蒂，布鲁尼颂扬西塞罗，认为他体现了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相结合的人生理想。布鲁尼还接受了西塞罗认为历史是经验教训的宝库的观点，先人的嘉德懿行值得缅怀、效仿，先人的过失罪衍必须提防、避免。他认为，历史既包括一个长长的叙述，对每一个特殊事件的原因分析，同时也要对某些问题作适当的判断。他认为，佛罗伦萨过去的丰功伟绩迄今已为人所忽略，“因此，我决定写作该城著名的历史，不仅是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也包括资料所允许的更早那些时代的历史”[4]。这样，他就以李维的方式，从建城开始写作佛罗伦萨的历史。佛罗伦萨的崛起，共和自由的获得，城邦的军事成功是他的主题。他的资料来源于古典作家，以及奥罗修斯、副主祭保罗等中古编年史家，尤其是他的前辈，如维兰尼兄弟和加洛·达蒂。他认为，西塞罗风格的拉丁语是最完美的表达现实的语言工具，所以，他以古典修辞方法来对他所利用的资料进行改造和修饰。而且，他遵照西塞罗的原则，对个人心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常常用古代演讲和对话的方式来对动机和政策进行解释。
    布鲁尼这种从建城或起源开始写，以政治、军事为主线，模仿古典风格，充满强烈的城邦爱国主义的情绪，作为审慎和实践智慧的教师的历史，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在佛罗 伦萨，布鲁尼的追随者中有两个是布鲁尼在佛罗伦萨政府秘书处的继任者，波基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和巴托罗梅奥·德拉·斯卡拉。其他追 随者都是俗语历史家，包括圭查迪尼、西皮奥内·阿米拉托和马基雅维利。波基奥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史》是布鲁尼著作的续编，但范围要狭窄一些，是一部相当小的著作，写作于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即1455-1459年。布鲁尼的著作是以李维为榜样，而波基奥则更多地是以萨鲁斯特为典范，他关注的是14世纪中期的军事和外交事务。他对心理因素，尤其是愤怒和对权力的追逐也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同样他还强调其著作的教育意义。斯卡拉的著作不那么成功，他是从起源开始写， 但到他去世时（1497年）还没有写到14世纪。佛罗伦萨学派的其他成果，有贝内代托·阿科尔蒂（他也曾任国务院秘书）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吉安诺佐·曼内蒂的《比萨 史》、马泰奥·帕尔梅里的几部著作、贝尔纳多·鲁切莱的关于意大利战争和古代罗马的历史著作等。但是，在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之前，没有一部著作超越，也几乎没有一部著作达到布鲁尼所树立的标准[5]。
    在15世纪，这种博学、雄辩、精英的编史新风格吸引了许多佛罗伦萨以外的追随者。同时，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书籍的普及，它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依照人文主义者的 思想方法，印刷术就是适时地出现，以便传播他们的文化信息的。佛罗伦萨以外的追随者中最杰出的是两位威尼斯历史家--贝尔纳多·圭斯蒂尼亚尼（1408-1489年）与马堪托尼奥·科乔（也叫萨贝里科，约1436-1506年），两人都大约在15世纪80年代，以李维和布鲁尼方式，从建城开始，分别写作了《威尼斯史》。佛罗伦萨长期的劲敌米兰也有许多学者颂扬该城邦古代的辉煌及今日的成功，如贝尔纳蒂诺·科里奥的《米兰史》。这是一部用俗语写成的人文主义历史。那不勒斯王国也是如此，它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乔万尼·庞塔诺和瓦拉。这种历史编纂风格在若干意大利小邦也有追随者，包括热那亚、锡耶纳、曼图亚和费拉拉，只是忠实和成功的程度不同[6]。
    在佛罗伦萨之外虽然也有不少布鲁尼的追随者，但是，佛罗伦萨之外还流行着另一种史学范式，即博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与语言大师瓦拉密切相关，尽管他对历史编纂的 直接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瓦拉发起并领导了对过去的全面进攻，他所做的工作包括评注圣经新约和李维的历史著作；考释古典罗马法文本；翻译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尤其是他关于拉丁语的论述，表现出他重建整个罗马古代文明的企图。瓦拉反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比诗更少哲学意义，所以低于诗歌[7]。瓦拉认为，历史比诗更直率，因为它更真实。它不是倾向于抽象，而是倾向于具体事实，是通过实例来说教。他重申了西塞罗的名言：“没有历史，人们就永远是一个孩子。”（注：此语见西塞罗的De Oratore 34。）瓦拉对历史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君士坦丁圣赠辨伪》，该书既是对具体的教会法学家作伪行为的批判，又是对教皇传统的总攻击。正像他指出的：“不仅进攻死人，而且进攻活人，以及各种权威。” [8]对瓦拉来说，唯一的权威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甚至只是语言学家所解释的古 代。使瓦拉在史学史上占据中心位置的，不是他的《斐迪南统治时期的历史》，而是他 的版本校勘，他对罗马法的语言学研究，以及他对教会传统的批判（这一点对新教学术 和观点有重要影响）。
    把瓦拉的批判方法和精神与瓦罗的博学结合起来的是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年）。他以瓦罗的《罗马古事考》和《罗马人民的生活》为榜样，结果使他的著作虽然与瓦罗不同，却成为后世系统研究民族古史的典范。尤其是他的极具创意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辉煌的意大利》，对意大利自古罗马以来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作了详尽的考察，被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历史家看作是证明和赞颂自己民族传统的最佳著作形式[9]。瓦罗-比昂多范式的民族史写作不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线的叙事，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它力图摆脱修辞学的束缚，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经得起考证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它所用资料也不局限于古代历史著作，还包括档案材料和碑刻铭文；虽然它不像李维-布鲁尼范式的著作那样焦点集中，观点明确，主题连贯，但它依然有强烈的倾向性，试图通过博学研究来发现民族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