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埃米利奥为法国人文主义民族史写作提供了最初的榜样。在他之后，法国民族史写作继续发展，但缺乏突破，没有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民族史学走过了这样一段历程 ，即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术影响下，从语言学研究到法学研究，从法学的历史方法到历史学方法，从罗马法研究到制度史、文化史研究，从教会法和教会史、封建法和中古史研究到法兰西民族史写作。通过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联姻，来改造传统史学，在建构法兰西民族历史的过程中，造成历史思想、历史认识和方法的重大更新，进而在西方史学中开创独具特色的法兰西史学传统。也就是说，法国思想家从语言学研究开始，通过法学研究，把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在追寻法兰西民族的过去，重建法学和制度史的过程中，最终提出了史学新构想，开始了史学新实践。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学家比代、博杜安、波丹、迪穆兰、霍特曼、皮图、德·图等都对新史学的探讨做出了贡献。最后由历史家波佩利埃尔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界定，他 的《历史著作史》和《完美历史的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新构想”的最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史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首先是自然史阶段，即口头传说和神话；其次是诗的历史（预示了维柯的著名观点）；然后是连续的历史，包括简单的编年史和年纪；最后是文明的历史，它在事实叙述中加入了雄辩和因果分析--这一水平人文主义史学就已达到。此外，还有一个阶段是他所谓“完美的历史”，它还没有被达到[15]，但是许多追求一个广泛的文化史观念的学者都曾探讨过它，如勒鲁瓦、迪埃朗、加亚尔，当然还有波佩利埃尔本人。波佩利埃尔的“法国新历史的构想”就得自人文主义的这一观点：所有科学、艺术，以及别的人类发明都源于历史[16]。历史家应该考量地理、政体、王权及其各种制度和法律机构、社会阶级和宗教。我们应该看到，史学新构想的最初实践是在民族史领域，所以，对这样一种“完美历史”的新构想做出最重要、最具体贡献的是有“史界蒙田”之称的艾蒂安·帕基耶。他的《法兰西研究》不仅涉及到法学和制度史，如大学、巴黎高等法院和法兰西教会的历史，而且涉及到艺术、文学，甚至大众文化。在其一生研究法兰西社会和文化精神的过程中，他的同事克劳德·德·福歇和尼古拉·维涅也积极投身其中。对于这些学者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不在其研究范围内，他们至少是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实践了“完美历史”的构想[17]。
    法国思想家的史学新构想，以及迪埃朗、德·图、帕基耶等人的史学新实践，表现的是人文主义遗产中最宏大的方面，它可以被叫做博学的冲动。人文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从对古代博学的颂扬，又特别强调人文学科而开始的。在其成熟阶段以宏大的历史观点来审视和评价人类各学科知识，这种历史观指向未来，更重视今世而不是古代。 他们的“完美历史”既强调历史的广泛性、整体性，又不忽略地理和民族的差异性。实际上，他们的整体史就是文化史、文明史。勒鲁瓦的著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勒鲁瓦是比代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他认为语言学研究应有广阔的视野，并将其用于整体史，结果使其著作《论事物的兴衰或事物的变迁》成为第一部论述文明史的著作。勒鲁瓦的著作是一部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英雄时代的比较研究。该研究是根据在民族层面是循环的，而从整体上看是进步的（主要是指理智和技术今人胜过古人）模式来进行的。他强调的是人类的创新，特别是当代的“新海洋，以及新型的人、风俗、法律和习惯”[18]。因此，他们的整体史不是中古基督教会的普遍史，它是各民族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它不是上帝的神圣计划的表现，而是人类的活动。它是理性的、世俗的，本质上是民族的。
    总之，直到16世纪，人文主义民族史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将各民族的中古过去拉丁化，即便不是古典化。人文主义者对不文雅的、“野蛮的”的资料，依照 古典拉丁散文风格进行加工润色；通过确定因果关系、利用演讲和对话等文学手法，以及从重建的过去得出道德和政治教训的方法，来赋予中古材料某种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按照李维-布鲁尼范式重构各民族过去叙事。其二是在民族史写作中倡导，常常是实践一种求真求实的学术标准，伊拉斯莫表述为真实而博学，阿尔齐亚托表述为语言学的真实，[19]这就是把历史写作建立在世俗学术的基础上，而不是神学教义和随意的年表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原始资料的考释，关心文化史、制度史，强调系统研究。这后一过程则是依照瓦罗-比昂多范式探究各民族的过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对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即两大历史研究范式融合的最初表现，即法国学者的史学新构想和史学新实践。两大范式的融合必然带来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必然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拉大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历史不只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线的叙事，而是一项具有“研究”和“分析”特征的严肃的理智活动。它既包括对历史的关键问题的理解，又有对纷乱不清的制度、经济、文化和宗教因素的分析。历史家既要重视变化，又要找出联系，把握结构。历史家技艺的最高境界在于把系统分析与编年叙述很好地结合起来[20]。如果说具有历史批判意识、注重原始资料考证，关注文化史等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特征，那么，在重建法兰西民族史的过程中，16世纪法国法学家和历史家的史学新构想和史学新实践就预示了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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