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文主义新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从意大利传播到西欧各国是从15世纪晚期开始的 。各国接受人文主义新史学都有一个共同动机，即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竞争，也就是 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此英国人反应最强烈，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污染、败坏了英国历史[10]。另外，人文主义新史学在传播过程中，民族史写作的两种范式相互影响、相 互融合的趋势已开始出现。
    人文主义新史学在德国出现得相当晚，首倡史学新风格者是学者彼得·鲁德尔。他自封为诗人和历史家，1456年执教海德堡大学。对德国历史批判意识的兴起，对于整理德 国文化作用极大的是同时期塔西陀的《日尔曼尼亚志》的被发现。该书是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埃尼阿斯·西尔维阿斯（1405-1464年）传给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塔西陀强调了日尔曼人固有的，纯粹的品性，他们的道德和经济关系的纯洁，以及他们政治制度的自由和民主。这些观点为德国历史学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比昂多的《辉煌的意大利》也很重要。它是历史-地志研究的典范，也是对德国民族情绪的一个挑战。为了回应它，康拉德·塞尔替斯（Conrad Celtis，1459-1508年）及其同事试图创作《辉煌的日尔曼尼亚》，以颂扬德国的传统。“高贵的先生们，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塞尔替斯曾经对德国人说，“某些现代历史家（他们出版了新的历史著作，骄傲地声称他们可与古罗马帝国媲美）称我们著名的领袖为‘野蛮人’……贬低我们德国人的声誉。”[11]
    同时，雅各布·汪斐林（Jacob Wimpheling）也哀叹，德国人没有像罗马人、威尼斯人 、英国人、法国人等创作一部民族历史。于是，他在1505年出版了第一部人文主义风格 的德国史。汪斐林的《德国史纲》是对塞尔替斯建议的响应，它更接近布鲁尼的《佛罗伦萨颂》，而不是他的《佛罗伦萨史》，只是它是按照编年顺序来叙述而已。他把日尔 曼的历史追溯到荷马时代，这样来宣称他们先于罗马。接着他颂扬日尔曼的伟大事迹和人物，包括阿里奥维斯图斯，“第一个日尔曼人的国王”；讲述日尔曼人对外族的各种胜利，以及从查理曼开始的日尔曼帝国的命运，最后结束于德国文化成就概述，特别提到印刷术的发明。更具批判精神，也更符合意大利模式的历史著作当数阿尔伯特·克朗兹的关于萨克森和温德人历史的著作。该书也提出了日尔曼人起源问题，它抛弃了特罗伊起源说，但保留了其它起源神话。由于受比昂多和埃尼阿斯·西尔维阿斯的影响，他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史》。不久，德国人文主义历史学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后，历史写作依然繁荣。最著名的是约翰·阿文提莱的《巴伐利亚史》，以及比图的《德国纪事》（1531年）。
    人文主义新史学在英国的出现与一位意大利学者分不开，他就是博莱多内·维吉尔（Polydore Vergil，1470-1555年）。他于1502年来到英格兰，在此之前，他已经表现出 对历史的关注，曾在1499年发表《论发明》。这是一部博学好古著作，确立了他的历史观。对维吉尔来说，摩西是历史的“发明者”，但是历史学本身完全是人的事业，关涉人的行为、事迹，以及原因和结果。到1502年，他完成了《英国史》第1卷，并将其题献给亨利七世。维吉尔依靠的是与法国一样深厚的英国编年史传统。他受编年史传统的影响非常大，不仅是表现在编年框架上，而且表现在对灾害、洪水、收获、奇迹一类修道士所热衷的主题上。除此之外，维吉尔是一个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他为自己的雄辩的拉丁语和古典风格的演讲感到骄傲。他对英国的起源问题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尤其是特罗伊起源说和亚瑟王传奇。他对英国的各种制度都感兴趣，如大学、修道院和法律制度。《英国史》从讨论地理背景开始，分成两个大部分，即征服前和征服后，每1卷写一个国王的统治时期。在全书出齐（1555年）前，它也像埃米利奥的书在法国一样，已经成为了16世纪英国史著的权威。
    维吉尔的著作的出版给英国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为了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竞争，许多人投身民族历史写作，产生了大量编年史著作，但是水平都不高。直到1586年， 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年）的《不列颠尼亚》出版，才改变了英国新史学落后的局面。该书标志着“中古编年史为近代历史所取代，其创造性的研究，尤 其对公共档案的研究，使它成为优秀历史著作的典范”[12]。这部著作不是李维-布鲁尼风格的史著，而是瓦罗-比昂多风格的著作。全书有一个总的引言，概述不列颠的历 史，然后按地区排列，系统地对各地的地形、人物、习俗、制度等方面分别予以叙述。卡姆登追随的榜样是比昂多的《辉煌的意大利》。
    法国人文主义新史学的第一个典范是罗贝尔·盖刚，他曾是纪尧姆·菲歇（注：法国著 名人文主义者，索邦大学教授，是将印刷技术引入法国的功臣。参阅Binns,Norman E.,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Bibliography,Association of Assistant Librarians,1969.）圈子的成员。像汪斐林一样，他曾哀叹他的同胞忽略了历史，认为自己的《法兰西起源和事业纪要》（1495年）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该书以伊拉斯莫的一封信作为序言，伊拉斯莫在信中将盖刚比作李维。实际上，盖刚的著作是匆忙编写成的，其主要材料得自圣但尼大编年史，剔除了一些神话传说（如查理曼的十字军征伐），对档案材料有所运用，当然全书渗透了民族意识，认为无论是法兰西国王，还是法兰西文化都不低于罗马。
    盖刚的著作为一个意大利学者保罗·埃米利奥所超越。此人早在1483年就来过法兰西，并依照比昂多的方法，考察法国古物，比昂多是他的主要榜样和资料来源。保罗·埃 米利奥常常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个皇家史官，他的编写民族史计划确实得到官方的支持[13]。他的《法兰西事纪》，像盖刚的著作一样，都曾作为被经常引用的法律权威。埃米利奥的著作虽然基本上是意大利政治史叙述风格，但是，他广泛地利用了人种学、语言学、地志学探究，并对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对社会和宗教习惯进行讨论，以及对别的专题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李维-布鲁尼范式与瓦罗-比昂多范式两种民族史写作风格融合的最早迹象。但是，法国史学没有从简单接受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发展出自己有独特品性的民族史学。法国民族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下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是出现在史学领域，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法学领域”[14]。这一独特的发展路径影响深远，必须予以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