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在史学领域，历史主义是研究方法的主线，作为最高逻辑思维方式的唯物辩证法，则补充、强化了历史主义，被纳入历史主义的框架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界，曾经强调历史主义必须与阶级观点相结合，这是不允当的。阶级观点不过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上的观念，不具备方法论上的普遍性，将之作为普遍的历史学原则会导致谬误，滥用于史学批评更是祸患无穷。例如戚本禹《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红旗》杂志1966年第3期）一文，论述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史学阵地的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未点名地“批判”翦伯赞等人在解放前为“左翼史学家”，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解放后没有接受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史学革命”的绊脚石。这种史学批评具有极“左”的阶级观点并且结合了强烈的历史主义形式，足够我们永远引为警戒。
    一般而言，具体的史学批评大多仅涉及学术认识的问题，很少需要提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在史学批评中贯彻历史主义方法，就是要在遵从历史主义基本观念的前提下，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实事求是、兼指得失，是史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历史主义要求尊重历史的实际情况，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无根据议论。对于一部历史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的批评，并非绝对排除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的评价，那些炒作、抄纂甚至剽窃之作，完全应当予以严肃的批评，但批评者在未细致研究批评对象之前，不应预设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的意图，而只能从实事求是、兼指得失的宗旨出发。
    第二，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将事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可以加强认识的准确性与深刻性。例如对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气度，批评其夸张、渲染的内容和文字，都应该联系西汉武帝时期强盛的政治背景，好大务博的事功追求，哲学、文学上弘博视野与虚构、夸饰风格来分析，而不是止于赞扬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和批评其史学的局限性；批评王夫之绝对排斥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思想，应该联系明清之际的政治大变动与民族矛盾的历史环境，而不是过度地谴责其认识的偏激；对于当代史学界浮躁风气及某些学术腐败现象的批评，应该联系历史研究整体结构的缺陷、学术管理及评价机制的不完善来予以分析，而不是仅仅限于学术道德方面的褒贬。
    将事件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必须避免脱离实际的穿凿附会，结论要谨慎，评价重实据，否则最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偏差。如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战国策派”史学观点，存在学术认识的谬误和政治见解的幼稚，应当予以批判，但被判定为“法西斯主义史学流派”，则缺乏有力的实据，乃是不恰当地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历史背景所造成的偏激性论点。近来一些史学批评，对某些老一辈的史学家的部分见解和议论横加指责，而实际上，当时乃是因为史料不足才造成学术的疏误，是社会的大环境促成的议论失当，这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谅解的，不顾那些史学家的总体成就而肆意贬斥，不是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而又有一些史学批评，将过去受到过火批判与遭受政治打击的史家，描述为完美的学术大师，千方百计为其学术认识中的谬误加以辩护，这也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远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第三，评论一部史学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 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看其究竟比前人提出哪些新的见解？新的启示？价值如 何？影响多大？产生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失误？这是史学批评所面临的比较复杂的任务 ，往往需要多层次发掘、反复研究和广泛讨论，以努力避免发掘研究不足与轻下虚美 赞 誉的两种倾向。例如“古史辨派”在史学上的疑古考证，对旧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强 力 冲击作用，史学思想与方法上皆开新立异，应予以充分肯定，对其中的讹误和偏颇， 虽 然应当批评，但不占主要地位。而史学界时下流行的“栽花”、捧场式的书评，虽未 必 全然空洞无物，但其虚美、浮夸之风是应当受到抵制的。
    正确地贯彻历史主义方法，有助于保证史学批评的学术宗旨，史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史学界的学术认识问题，这就需要从事史学批评的学者扎扎实实地进行史学研究，培养自己的学术底蕴。史学批评者应当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较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应当有较深的史学史造诣，否则难以将评论对象在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给与恰当的定位。说到史学批评的学术宗旨，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与学术之间也是辩证的、历史性的关系。带有政治宗旨的史学批评也可以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但这主要表现于重大的宏观性问题，如梁启超《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即使如此，太强的政治目的仍不免导致某种偏激的议论，梁启超把“二十四史”都说成帝王的家谱就是一例。
    历史学对社会的审视具有综合性、总结性，但同时也有滞后性，即总要在现实事物过去一段时间后再予以总结，史学批评就更滞后一步。但所有社会活动的最后的审判，将是历史学的学术性研究，不同史学观点的审判，将取决于史学批评，因此，轻视史学和史学批评的思想，无疑是文化视野的狭窄与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