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历史观的新取向。
    在历史研究中，出发点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这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分界线之一。在西方传统史学，如在兰克史学那里，历来关注的是“精英人物”，因而政治史是历史的主要题材；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始终关注普通民众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留意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前途命运。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名著《原始叛逆者》所写的是处于社会低层的“盗匪”这一独特的群体，尤能反映这一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希尔顿在回答中国学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赢得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广泛承认的突破性史学成果是什么”时，更这样答道：“我认为，从最一般意义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承认的主要成果的特征在于我们写作了‘从下面着眼’（from below）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及其制度转向劳动大众，无论是农民、工匠还是无产阶级。”[13]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接轨”，而且与现当代西方新史学也“不谋而合”[14-p35]。这充分说明了时代的变革在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的心中激起了同样的回响，虽则在他们之间还有些许差异，但关注普通民众及其在历史上的创造性作用，则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是战后国际史学的一种潮流。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正如哈威·凯耶所指出的，“认真关注平民思想，关注处于社会行为底层的论说”[15-p129]，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明显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确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历史观的继承者与发扬光大者。
    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
    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除了应归之于二战后时代变革的因素外，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看，有两点应顾及到：一是前述“自上而下”历史观的转向，自然会导致历史学家视野的扩展，历史研究范围亦随之延伸；另一是二战后“全球历史观”[15]的确立与影响，“超越欧洲，超越西方，将视线投射到人类所有的地区与时代。”[16-p27]这成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内的西方史家的一种共同的呼唤。历史观的变化，历史视野的宽广，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扩展。在这方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触及前者所未曾涉及或并不被看重的领域，如关于心态史（精神状态史）的研究，即为显例。在被称为“当代最细致、最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看来，史家不应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应由此深入到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他对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生死态度、价值观念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以名著《巴洛克的虔诚与基督教运动：启蒙时期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最具影响，他以当时的遗嘱为材料，运用计量方法，从法国南部部分居民在17-18世纪的这一历史长时段内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变化中，说明了从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遗嘱内容的世俗化，人们的精神状态所发生的变化（注：关于心态史（或精神状态史）的研究，参看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载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68-196页。）。在他那里，历史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
    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
    历史学家视野的扩展与研究领域的开拓，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而历史研究的纵深开掘，一般说来又是以某种新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为前提，这正如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往往要依靠新研制出来的功率更大的和效果更佳的望远镜一样。历史学借鉴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在二战后蔚为风尚，形成气候，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而不再拘于往昔的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此，从20世纪50年代勃兴的西方新史学自有精彩纷呈的表露，此处不赘。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表现出与西方新史学趋同的倾向，但在研究方法上也还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承的历史轨迹，又无不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研究方法的特征在于：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的结合，即他们在倡导总体史观的同时，亦关注重构历史中的“细节”；由“自下而上”出发，又与“自上而下”的观察相结合，即他们在全力关注历史上的普通民众作用的同时，也不排斥上层，如希尔顿所言，“统治阶级并没有被忽视，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对17世纪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注：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弘扬于国际史坛--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又，克里斯托弗·希尔（1912-），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上。）；运用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特点可从霍布斯鲍姆为他的新社会史所构建的方法论体系中略见一斑，等等。由此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多元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前面所说的历史观的转变与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相关联的，总之，它是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与撰史旨趣。
    “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历代优秀史家所崇尚的精神境界与高尚情怀。以此反观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旨趣，也大体如此，这充分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诸如莫里斯·多布、克里斯托夫·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等人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他们都有其相似的经历：出生于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间，曾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就学，都是或曾经是英共党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重大转折，时代风云与个人境遇相撞，映照了这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处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