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美国对中国全面研究的世纪，也是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世纪。据笔者在美国的调查，发现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相当年头，有系列的专著和成果。这里，作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一）20世纪初的职业化进程问题
    所谓“职业化进程”，主要针对非职业化进程而言，这是提高学术品位、学术涵量的进程。20世纪以前，美国对中国史学和历史文献已经有研究，但尚不规范。
    美国对中国史学的了解开始于19世纪30-40年代。一开始的工作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他们不是职业史学工作者。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主要出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了解。当时，美国传教士派遣当局要求传教士到中国，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及时向美国国内报告。（注：Jonathan Goldstein:American Views China,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p.69.）所以凡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都要如实禀报。史学当然成了他们了解的一个方面。裨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国丛报》（China Repository）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第3卷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介绍中，就有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中国历史著作，以及中国神话、早期模糊历史记录、先人的历史解说、历史学原则等方面的文章。1840年5-12月的《中国丛报》，有关于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马端临的史学研究情况的介绍。1841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有关于中国历史记载及其记载方法的文章。3月号的丛报中，有关于中国纪年方式、纪年内容和纪年特点的文章。11月号有关于中国历史年表的文章等。《中国丛报》还有关于对魏源史学著作的介绍。第16期（1850年）3月号载魏源1848年本《海国图志》第12编的译文；5月号有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文章。《中国丛报》还译载过《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中，也有关于中国史学的介绍。1883年修订版的《中国总论》下册第17章的“中国的历史及其年表”就涉及这些内容。这本著作的修订序言还专门谈到中国史学的编年问题，认为中国史学对有志于对其研究的学者，“是十分有趣的课题”。20世纪前的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停留于一般介绍上。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职业化道路不是偶然的，它和整个美国的中国学的职业化道路是同步的，和欧洲汉学的职业化进程有大体的类似性。法国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设立汉学课程是在1844年，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设汉学教授是在1876年。美国汉学的职业化进程大体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开始中国学教学是1876年，哈佛大学1879年开始聘请中国教师戈鲲化。这都标志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跳出传教士的观察框架。20世纪前后数10年，欧洲汉学家夏德（Fri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等重要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职业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对中国史学的职业化研究也大体在这时候酝酿，时间在20世纪20-30年代。其突出的代表性作品，是翻译著作。最早的两本著作，一是对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的翻译，一是对班固的《汉书》的翻译。前者是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和夏德的合作成果，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诸蕃志》1911年首次出版，1914年东京再版。其价值主要在于英文注释，地名、物产的注释量相当大，甚至超过本文，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后者是德效蹇（Homer H.Dubs）的代表成就。他以整三年的时间，在国会图书馆完成了这一任务。（注：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Introduction Note.P.3,Waverly Press.Inc,1938.）是书翻译严谨，考证也精，标志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关注进入实质性阶段。
    其关键者，是对中国史学和文化史发展状况和资料状况的分析，这是在来自中国的一流史学家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时间表上看，在美国，涉及中国史学或文献学研究的比较早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洪业先生。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应邀赴哈佛讲学。由此在哈佛燕京学社主持引得编纂工作20多年，出版引得64种多。（注：编纂处整理了《二十四史》里的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出版了《二十四史》综合艺文志（书目）及综合食货志（经济）的引得，以及《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等。）洪业的工作，为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注：（美国）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洪业还一直感兴趣于《史通》的研究。他在30年代发表了《史通点烦篇臆补》，以后还撰写关于《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强调《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讨论史学体例的著作，要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发展之早。（注：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8月号。）
    在美国，对中国史学通史介绍的最早的一本书，是嘉德纳（Charles Gardner）撰写的，叫《中国传统史学》（注：嘉德纳是哈佛大学博士，他的中国学基础特别是文献学基础很强。曾经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资料和搜集检查主任，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家里收藏有一批珍贵中国典籍，临终全部捐赠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1938），这是地道的西方人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也可以说是美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知识的专著。这本书的出现，可以认为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开始步入专业化的进程。1961年这部著作再版，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作序，充分肯定了这本著作的开拓意义，认为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这本书还将会是一本必读的著作。（注：Lien-sheng Yang:Foreword to the Second Printing,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by Charles S.Gardn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耶鲁大学芮沃寿（Arthur F.Wright）教授的书评也强调这本著作的开拓价值，认为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对青年学者的学术训练有重要影响。（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1,Issue 3（May,1962）。）诚然，在今天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有失于浅简，但并不影响其在美国人对中国史学认识进程中的首创意义，是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职业化进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