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中国史学的全方位研究问题
    可以认为，整个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主要指对中国史学的全面研究：对古代和现代中国史学进行全面研究。
    毋庸讳言，华人学者有很关键的影响和作用。对中国史学通史的研究。一本是华人撰写的，叫《中国史学纲要》，作者韩玉珊，1955年出版，洛杉玑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本著作介绍了中国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谈了中国历史编撰学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史学的若干问题如史评、金石学等相关学科作了分析，并对中国史学的分类状况作了介绍。韩玉珊在1954年10月10日作的序中道：美国的第一本英语的中国史学史的出版已经有17年了，现在看来“基本的陈述方面还要增加些东西”。（注：Han Yu-shan: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taphy,Preface,W.M.Hawley Hollywood 46,California 1955.）韩玉珊解释说，他希望在嘉德纳著作基础上做新补充。韩玉珊的书，现在看来大概太简单了，但在50年代，确实属于重要的入门之书。
    比较而言，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研究的成果突出。余英时关于思想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著作主要有《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历史和思想》（1976）等。《戴震和章学诚》是他认可的著作，着重提出应从“内在理路”来理解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变。他认为这是对理解这段思想史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援解释。他说，“内在理路”可以解释为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学术思想的变迁应该有其自主性，但也非绝对。《戴震与章学诚》1976年在香港出版了中文本，1996年增订。他的著作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4）、《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1）等。
    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是轻易可以掌握的，需要对中国史籍、史料状况的全面把握，需要对其蕴函的史学思想有深刻理解。这不是西方民族所能轻易做到的。在对中国史学长河的理解和认识中，华人学者的工作始终是关键的、不可忽缺的。洪业、杨联陞、余英时等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起了中坚和骨干的作用。我们知道，在50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的翻译都有及时的书评，对翻译内容及其正确性提出看法或商榷意见（注：LSY，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19,Issue 3/4（Dec.,1956）；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3,（1960-1961）。），这些书评很见其中国史学史研究扎实功底。1949年，日本内藤虎次郎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杨联陞也及时做了学术反馈，他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注：Lien-Shen Yang,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2,Issue 2（Feb.1953），208-210.）。50年代，洪业还撰写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著书目录的辩论》（1957）等重要学术论文。洪业60年代撰写的论文主要有《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1960-1961）（注：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3（1960-1961）。）、《唐代史官的辞职信》（1969）等。
    美国学者十分关注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问题的研究。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是在耶鲁大学举行的。芮沃寿教授具体筹备了这次会议。1970年6月发出的会议文件显示，他们很想对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学的问题做深入探讨。文件提出讨论的第一项目就是关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的社会角色问题。文件写道：“我们将着重于这样一些关键任务，即从汉代到宋代的史学，探讨他们的社会背景，史料的支持，动机及其政治联系”，“我们但愿在尽可能的理解下，看到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复杂性。”（注：耶鲁大学和芮沃寿教授的这个文件，也可以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查到。）文件还提出探讨中国史学的史学观等诸多问题。据笔者在哈佛的调查，耶鲁方面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芮沃寿曾经和哈佛的史华慈教授切磋商量多次，史华慈赴耶鲁做了学术报告。
    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十分重视史学名著的翻译。德效蹇的《汉书》后，又有方志彤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翻译、华兹生（Burton Watson）对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徐中约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翻译、J.I.克伦坡（J.I.Crump）对《战国策》的翻译。《资治通鉴》的这套译本共两册，为选译本，洛克费勒基金会资助了这一项目，开始是在中国，日本侵略中国后，由方志彤带到美国继续进行，1952年燕京学社出版铅字打印稿本。华兹生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对《史记》翻译前，撰写过一本关于司马迁的专著，由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史学思想及《史记》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1961年，他的《史记选译》（两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撰写了序言，强调《史记》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历史学文献。《史记选译》的出版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有影响的学术事件，包括德效蹇在内的一些学者撰写了书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由徐中约翻译，史华慈写了序言，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诚然，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表现在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史学家研究的专著。著名者有尼维森（David S.Nivison）的《章学诚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余英时的《戴震和章学诚》（1975）、邓嗣禹的《王夫之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1968）、毕德生（Willard J.Peterson）的《顾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追求》（1971）、波纳（Joey Bonner）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1986）、丹纳里（Jerry Dennerline）的钱穆研究（1988）。对当代史学家吴晗的研究的著作也有，如《吴晗以及以古讽今》（1969）等。
    美国中国学界对人物传的研究也颇重视。资料表明，60年代初，有过一次专门学术研讨。商量中国传统史学的人物传研究、近代史学的人物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物传研究等。这场讨论是由著名传记家包华德教授发起的。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表现在撰写一些断代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如元代史学研究、金代史学，这些研究成果要早于中国大陆。在美国学术界，还比较早地出现对中国佛教史学史的研究论文（注：Tanya Storch:Chinese Buddist Historiography and Orality,Sino-Platonic Papers,Number 37,March,1993.）。此外，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学、义和团史学、中国劳工运动史学、地方志、哈尔滨城市史学的研究专著也有。
    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发展到培养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博士生。一些博士生以中国著名史学家或史学现象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迄今发现的比较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朱士嘉的博士论文《章学诚对中国地方历史编撰的贡献》（1950年），他后来回国了。密西根大学司徒琳（Lynn Ann Struve）的博士论文也是比较早的，题目是《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史学中的南明》。这篇论文答辩于1974年，获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的导师小组中有费维剀教授。波纳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也是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是哈佛的博士生，导师是史华慈教授。据笔者了解知，史华慈对波纳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对于象王国维这样的历史专家的研究，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才华，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丰富知识和对欧洲近代哲学思潮的把握，包括对中国古典诗词和诗词理论的深刻理解，他说，波纳的研究，显示了这种“高水平的研究能力”。史华慈对波纳的评价，与其说是对这位博士的肯定，不如说是他对史学史博士生培养的标准和要求。
    美国培养过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博士生的大学，主要有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几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出自这样几所大学。在美国，很难说有什么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职学者，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教师。但是，几乎每个重要大学，都安排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