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格局变化和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是整个国际局势大变化的时代。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和反法西斯战争殊死搏斗、赢得胜利的时期。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地位。他们也从中国人民的抗战中，看到中国并不是原先一些人所错误想象的那样，意识到必须加强和与这个远东战略同盟的联系。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了解，任何情况下，首先是从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开始。
    二次大战前夕，美国有过一次力度较大的对华基金的投入，主要来自洛克费勒基金会。中国是迄今唯一独立存在的文明古国，优秀知识分子既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又是宣传文化的载体。这成为他们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建设的资助原因。（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中筠先生曾有专篇学术论文《洛克费勒基金会与中国》，载陶文钊《美国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当时基金会资助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的翻译、魏特夫（K.A.Wittfogel）的《辽史》研究等。这里所贯彻的思想还在于，让美国人了解东方文化是当务之急，推进对于远东和中国情况的了解。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也有同样的历史背景。这个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学术机构，一开始就强调中西文化沟通的宗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确定燕京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注：《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9月24日。）他促成了与哈佛大学联合办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1月5日所立章程定下的目标是：“进行及提供关于中国文化，以及（或者）亚洲别处，日本，以及（或者）土耳其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文化之研究、讲习、出版活动”。当时，陈垣等中国学者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陈寅恪等学者都到哈佛大学访问过（注：当时在哈佛和燕京学习和工作过的还有齐思和、林耀华、周一良、陈观胜、蒙思明、王伊同、王钟翰等。）。由中国和国际汉学界高手组建的哈佛燕京学社，很快成为国际汉学重镇。
    《哈佛亚洲研究》最初的文章，都和中国史料学、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有关。这都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基础工作。如邓嗣禹与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著的《中国文献选编题解》（1936）、毕乃德《东华录和实录的某些解释》（1939）等。直接和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关的论文，主要有萨金特（Clyde B.Sargent）《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1944）、姚善玉《<图书集成>和<清史稿>中关于水和龙的数据》（1944）、伯儒（Rhea C.Blue）《汉、魏、隋史：食货志的争辩》（1948）等。从篇幅看，这些都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的重头文章。是时，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好手还有杨联陞。他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学者，杨联陞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杨联陞的著作，具体介绍了中国历史学，他是继洪业之后，又一位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很深造诣的学者。
    当时燕京培养的著名学者有毕乃德、邓嗣禹、费正清、拉铁摩尔（Owen J.Lattimore）、卜德（Derk Bodde）等，他们后来都成了著名汉学家。有趣的是，二次大战中崛起的哈佛汉学家，很快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要奠基者。二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其必然的连贯性，中国在远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他们要重新审视其所有的对华关系。了解中国成了中美关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区域研究和现代中国学，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积极的创导者、奠基者、实践者。这里所提的区域研究，包括对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是更专门的、跨学科的、对特定地理区域的研究。1946年哈佛大学还成立了国际与区域研究委员会。而“现代中国学”，是相对欧洲“汉学”而言。费正清倾注一生精力，投身区域研究和现代中国学建设。（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费正清本人的自传和加拿大学者保罗·伊文斯的著作《费正清看中国》中，都有详细介绍。这两本著作都已经有中文本：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费正清从对清朝的研究入手，开始其对现代美国中国学的思考和建设。他相信对清代文献的研究，是清史研究的必要和必须的基础建设。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邀请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整理清代史料。（注：费正清与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颖等人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的。这部文献是其中的一部，其贯彻的突出思想就是“西方冲击”论。）正是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中国学的基础，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还出现一个新特点，就是关注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注意中国史学发展最新动态。这些论文主要有：芮沃寿的《北京的汉学：1941-1945》（1947）、邓嗣禹的《最近50年中国史学》（1949）、里昂的（Bayard Lyon）《评<当代中国史学>》（1950）等。芮沃寿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要，虽然只写了5年汉学，但内容非常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邓嗣禹的论文，对中国20世纪初50年史学的介绍相当全面。他还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邓嗣禹指出，中国史学有辉煌的过去，其质量和数量，只有欧洲现代史学可以相匹。其它国家如印度等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或可称道，但若提史学，没有一个可以声称具有和中国一样悠久、光荣的编纂传统。他强调西方学者应该知道和了解中国史学。里昂的文章，就是评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里昂认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很不了解，如果他们早看到中国的这些著作，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了。（注：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0,Issue 1（Nov.,1950）。）不过按照当时欧美汉学的严格界定，这些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文章已不在汉学范畴之内。但恰恰这些文章，诚如里昂所言，对西方了解中国有重要作用。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研究者相对集中在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