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是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前提之一，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有一定程度的展开，取得了一些成果。本刊有志于继续推进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促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乃组织刊发下列几篇文章，就理论、方法论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发表各自的见解，供读者参考。我们热忱期待着史学界的学者、专家围绕这方面的问题惠赐大作，发表宏论。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6-0005-13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既是20世纪中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性质争论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历史学中关于历史评价方法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以下两个论题：第一，历史学要成为科学，需要不需要历史解释？第二，在历史学的解释中，历史观处于什么地位？深入探讨这两个论题的内涵，将会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学的进一步理解。关于第一个论题，历史学家庞卓恒教授作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让史料说话’，根据史料把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无需对史实作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自己的主观认识，都会损害历史的客观性。但对此持异议者却指出，史料本身不可能‘说话’，对任何史实来龙去脉的叙述都是叙事人对史实的解释。……显然由于这后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现在还信奉前一种说法的人似乎不多了。”（《史实·解释·规律》，2003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其实历史学本身就具有解释学的性质，虽然历史事实是过去发生的，是不依赖于现代史家发现和理解而客观存在的事情，但历史事实必须经过现代史家的解释才能进入今天人们的视野，产生历史意义。关于第二个论题，在历史学的解释中，尽管历史事实是历史解释的依据，离开历史事实的解释就不再属于历史解释的范畴；然而即使在历史解释的范畴之内，历史意义也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是在史家对历史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言：“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柯文著，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历史事实是无穷无尽的，而历史的解释者却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去解释历史，不同的人解释历史或同一个人变换不同视角解释历史，就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意义。不仅如此，历史意义并非隐藏在历史文本背后，而是常常决定着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其价值判断。因此，历史解释就成为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目标和价值观念去“复原”人类历史演变轨迹的载体，而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所反映出的意志、愿望和追求，则会形成历史的观念，影响着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最后结构成人类历史的图景。所以说，历史观是历史解释的核心所在，这就必然决定了历史观会成为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下面结合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扼要阐述历史观在历史学中的地位。
    第一，从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看，20世纪历史观的进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猛发展。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各种历史观也在不断产生、发展和演变。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和历史进步观念，都是比较鲜明的社会历史观。但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变化是缓慢和漫长的，只有到了20世纪，由于历史观的剧烈变革，中国历史学的面貌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诚如瞿林东教授所说：“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的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国家的历史进化观念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新史学”的旗手梁启超批判了中国旧史学存在的“四蔽”、“二病”、“三恶果”，提出必须进行“史界革命”。他指出“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以历史进化观念为指导研究历史，“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新史学》）。梁启超振臂一呼，历史学界群起响应，从而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总结“新史学”、倡导进化史观带给中国历史学的巨大进步时指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可见历史进化观念的传播，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则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唯物史观告诉世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只有运用唯物的和辩证的观念，研究人类社会整体的历史，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李大钊批判过去各种唯心主义历史学仅仅注意“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阐明“历史的唯物的解释”的重要性：“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唯物史观就是要说明“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1页）。既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受一切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支配，同时也看到历史规律具有特殊性。此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历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带动了一大批学者应用唯物史观的理论观察社会历史问题，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进步，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