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简短的结语
    笔者对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几个问题，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意见。
    关于这一个世纪的情况，笔者以为，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认真的，自始至终的，成果也是系列的，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关注。从队伍看，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骨干学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学者，一是来自中国的学者或华人学者（注：这里暂且不对“华人学者”概念作具体的界定，需要斟酌和进一步研究。）。这两支力量都在发挥作用。但很显然，两支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也不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华人学者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开始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华人专家和华人研究成果的影响会有那么大。由于燕京学社的独特性，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研究，始终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现象。包括中国五四以来的历史学的发展，有些方面也要和美国这块领域的骨干和成果联系地加以考察。
    国际大格局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动、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动，以及国际学术思潮尤其史学思潮的变迁，都会影响美国中国学。由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不难注意到，他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有很独特的研究定位。
    世纪回顾也使我们发现，近数10年来，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思路和成果。有的研究选题和方法，我们不一定注意到，尤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这块。东西方史学的比较研究，需要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东西方两方面的学术素养都强。美国的同行们，因为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已经做了一些迄今我们尚未涉及的课题，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及时地关注和把握。（注：美国华裔史学家王晴佳教授在90年代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如《中国革命的诠释：中美学者论中国农民造反》（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20:60），Sept.-Dec.1995,221-240）、《古代中国史学中的时间视角》（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史学》（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等。）
    据笔者调查，不仅美国，日本（注：日本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著作比较多，如内藤虎次郎的《中国史学史》（1949）等。）、韩国（注：韩国学者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著也颇有，目前已经翻译过来的著作主要有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1994）。）、英国（注：英国的著作也颇有。英国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的专家就撰有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研究专著。）、德国（注：如已经翻译过来的罗梅君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又如法郎克·A·科蒙的关于司马迁历史编撰态度的研究专著等。）、法国（注：据笔者了解，法国有学者专门研究司马迁，并且和希罗多德做比较的研究。法国的一些中国学专家曾有专门论文探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研究。）、荷兰（注：如曼斯费尔德·贝克90年代初撰有关于后汉文献的研究专著，研究其资料、作者、内容及其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俄国（注：俄国有学者对中国史学史做专门的研究。1984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部。维特金（R.V.Viatkin）教授组织人员将《史记》翻译成俄文本。这个事情在美国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宾州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专门写书评，发表在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澳大利亚（注：澳大利亚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这块也比较强，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加拿大（注：加拿大学者詹尼弗（Jennifer W.Jay）著有《纪念和官方的阐释：宋代忠君者的史学》（1990），这是其专著《王朝之变：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问题》中的一章。作者从当时社会背景，分析了宋代忠义观及其史学，以及对后世史学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文天祥的文集是这一特色史学的发端。）等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史学史有研究，有的国家还颇有些成果。史学史是历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国际上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是必然的，我们就此与国际学术界同行的交流和对话的发展也是必然的。所有这些，目的为了更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