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问题
    中国史学中，究竟有那些值得西方史学研究和取鉴的东西呢？多少年来，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有史料而无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是“剪刀加浆糊”。1995年，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的思考》的论文中，就着重地分析了中国史学的研究特色问题。他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史学，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还是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认为象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注：史华慈文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稻香出版社（台湾），1999年12月。）这是他在1995年3月德国海德堡大学组织的“中国史学之比较观”的会议中提出的观点。史华慈是美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前辈。他198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解释最好的著作之一。他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提法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超越的时代”的观点，所谓“超越的时代”，就是主张孔子和苏格拉底对话、荀子和柏拉图对话、墨子和霍布士对话。（注：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林毓生、林同奇先生的看法比较深入，可参见两位发表在《世界汉学》2期（2003年）上的文章《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等。）他强调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在内的人类先知文明起源的同步性，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取向。史华慈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建立于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史华慈的分析给人们留下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他独有的视角、理论分析促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征及其对西方史学的意义。
    关于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认为，史华慈所讲的故事中，表明中国思想家正在不断地和摩西、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对话，“史华慈将他所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注：《史华慈叙事的人文主义视界》，《世界汉学》2期（2003年）。）1994年2月，伊米拉学院的学者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在美国的一份著名史学理论刊物《历史和理论》发表的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的长篇论文，就是这样的鲜明例子。哈代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做了比较。哈代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为西方史家摆脱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提供了思路。此外，70至90年代弗吉尼亚州大学教授汪荣祖对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90年代的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就是对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史学的研究。其中的有影响的著作有费特勒（Demerie Paula Faitler）的《儒家史学和司马光思想》（1991）、吴佩宜（Pei-yi Wu）的《儒学的影响：传统中国的自传》（1993）、斯泰芬·W·德朗特（Stephen W.Durrant）的《司马迁之镜》（注：此书作者现在是美国奥尔冈大学的教授，这本著作1995年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The Cloudy Mirror: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本文的中文名字是笔者根据著作的内容确定的。）（1995）等。费特勒的著作，主要研究司马光的“礼”和“名分”观，并对司马光著作中的“道”和历史阐释模式进行探讨。作者分析司马光及其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及其变化，注意这些思想对整个编撰体系的影响。费特勒认为“礼”和“名分”观，在司马光的著作中得到了更大的强调。吴佩宜的著作是对中国自传写作的研究，其研究跨度从汉至清，包括年谱、家谱都在研究之列。作者的核心问题是对中西个人传记的比较研究，指出研究旨趣和记载内容的极大差异性。美国学术界认为此书是对中国自传体研究的开拓性研究，其影响会跨越传统学科的藩篱，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的学者都应该读一下。此外，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Bol）教授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992），虽然主要不是讲史学史，但涉及对欧阳修、司马光等历史观点的看法。（注：包弼德教授的这本著作的中文版已经问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另外，美国华裔史学家王晴佳教授在90年代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如《中国革命的诠释：中美学者论中国农民造反》（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20：60，Sept.-Dec.1995,221-240）、《古代中国史学中的时间视角》（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史学》（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等。）
    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历史系工作的斯卡伯格（David C.Schaberg）教授的《过去的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是近些年涌现的最有影响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200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在他1995年博士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左传>、<国语>中的语言表述》的基础上完成的专著。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著作--《左传》、《国语》。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两本古代文本的探讨，寻找中国史学的起源。斯卡伯格认为《左传》和《国语》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他并认为，公元前的这两本著作，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显示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来写历史；高教养的贵族利用语言形成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斯卡伯格在撰写这本著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和西方史学尤其古代希腊史学传统做比较的研究。斯卡伯格的著作获得2003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这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最高褒奖。这是列文森奖项所颁发的第一本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著。为20世纪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划了个大句号。
    9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可以用这样两个字概括：“比较”。专家们期待从中国史学内部寻找有价值的、可以和西方史学互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斯卡伯格说过，研究中国早期史学有利于认识今天中国的理念，“中国越来越变得重要”，他在获大奖后如是说。（注：关于这方面情况，可以参考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历史系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