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上，他们也有相同的学术旨趣，现实关怀与史家职责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他们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熏陶，二战前后都曾受聘于著名大学任教，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又勤于笔耕，著述不辍。只要稍稍浏览一下他们的著作，它们无不以史料翔实、论述严谨而令世人叹服，他们不愧为是一批学有素养与接受过传统史学训练的一流的历史学家；另一方面，他们又绝不是一些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书斋型史家，他们的笔端深藏着时代风云，字里行间渗透着现实关怀，在对史事的精慎考辨与历史思考的基础上，寻求真谛，闪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时代光彩。在他们那里，史家的求真精神与史学的经世功能是紧密相连的，史家的角色意识与史学的现实关怀也是不可割舍的，这正如约翰·布鲁尔所指出的，“英国马克思历史学家突出的特点，是他们从不作茧自缚，从不把历史当作经院学问来做，他们踊跃参与现实政治辩论，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交换意见，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17]英国马克思历史学家的这个“突出的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身上，如索布尔、伏维尔等人所显示的那样。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后还要凸现与补充说明两点，并权作本节的结束语。
    其一，必须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别。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18-p175]是的，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如在法国和英国），不仅同我们国家作为指导性和具有世界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而且同这些国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有别。如当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20世纪前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以A.莫尔顿及其《英国人民史》来看）也不完全一样了。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审视和反思，对当代世界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也作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这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是相悖的。正如梅林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19-p25]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之所以取得重大的进展，既与时代的变革、与西方新史学所发生的变化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变化。随着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受到批判以后，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力图沿着这一轨迹行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新的探索，有成就，也有失误（注：这里经常被学者提到的是E.P.汤普森，他之立论确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尽一致。例如，他在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劳工史的学术旨趣相悖，其书更着力于从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来分析问题，力图阐明英国文化传统对工人阶级统一意识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出版20多年之后，汤普森出版了他的《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亦是研究18世纪英国大众文化的力作。于是，汤普森被有些人称之为“文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Cultural-Socialist humanism）或“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带有贬抑，含汤普森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意。汤氏之见难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悖吗？他是如何想的呢？对此，请看他在1992年接受中国学者刘为访谈时的一席话，可稍见其原委，他指出：“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反对那种认为历史必然经过某些前定的发展阶段的目的论观念，我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但是，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见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众多的西方史学派别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对于他们的史学业绩，我们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这也是需要加以传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时代遗产，虽则他们也许“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20]。
    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来进行（注：在这方面，白寿彝的相关论述可以说是开其先河，参见白氏所著《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这个意见我是很赞同的。史学遗产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传承问题（或“批判继承”问题）也就永远存在。在丰厚的中外史学遗产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承传它，弘扬它。有道是，文化传统的传承，不仅在于学术链条的赓续，更在于精神传统的衔接[21]。倘如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也应当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态度是：“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惟其如此，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青春，才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精神传统的衔接”。
    注释：
    （15）关于“全球历史观”，笔者与张广勇合著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早有论述，其后笔者在《略论世界史在20世纪的重构》（载《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载《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等论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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