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文学思想和宇宙论的研究
    对于汉代盖天、宣夜、浑天三家谈天学说及其源流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钱宝琮的 《盖天说源流考》（1958），席泽宗的《盖天说和浑天说》（1960）及《宣夜说的形成和发 展》（1975），唐如川的《张衡等浑天家的天圆地平说》（1962），陈久金的《浑天说的发 展历史新探》（1978）等等，是先期的研究成果。随后，在盖天说与浑天说孰优孰劣，和 浑天说主地平抑或地圆两个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80年代金祖孟发表不少文章，力主 盖天优于浑天，及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圆之说；宋正海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 地观（1986）；王立兴认为浑天家均主地平观（1986）；薄树人认为“盖天说不如浑天说进 步”（1989）；陈美东认为中国古代地平观占统治地位，但也不乏地圆思想的明确论述（1 996）；程贞一和席泽宗《陈子模型和早期对于太阳的测量》（1991）一文认为，《周髀算 经》中的陈子，能用数学把观测和理论结起来，从而构造出一个模型以解释自然现象， 在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江晓原则对盖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型作了新阐释（1996）。这 些讨论，无疑有助于认识的深化。
    关于古代宇宙起源和深化思想的探究，亦获进展。席泽宗的《朱熹的天体演化思想》（ 1963）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论》（1976），于首奎的《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1979）； 孙述沂、宣焕灿的《论汉代的天地起源说》（1984），陈美东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膨胀说 》（1994），等等，均有新意。
    陈美东关于观测实践对古代历法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1983）；席泽宗关于“气”的思 想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1984）；徐凤先关于古代异常天象观的探究（1994）；石云里关于 地有四游说的研究（1995）；陈美东关于日月五星右旋说与左旋论争的评述（1997），等等 ，是对古代有关天文学思想作深入的讨论。
    郑文光、席泽宗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975），可视为本论题早期的具代表性 的著作。
    7天文学家的研究
    对于古代天文学家的生平、成就、治学方法、思想品质的研究，也成绩斐然。孙文青 的《张衡年谱》（1935）；李希泌《郭守敬》（1964）；李迪的《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一行） 》（1964）、《郭守敬》（1966）、《祖冲之》（1977）和《梅文鼎》（1988）；张家驹的《沈 括》（1978）；赖家度的《张衡》（1979）；潘鼐、向英的《郭守敬》（1980），等等，均为 篇幅不同的专著。而较深入的研究论文，则有席泽宗关于清代王锡阐（1963）；薄树人关 于明代徐光启（1963）、汉代司马迁（1981）与张衡（1992）、元代札马鲁丁（1986）；严敦杰 关于唐代一行（1984）；陈久金关于汉代张衡（1981）、唐代瞿昙悉达（1985）、元代马德鲁 丁父子（1989）、战国甘德、刘宋何承天、唐代李淳风与曹士艻（1992）；陈美东关于汉 代刘洪（1986）与张衡（1989）、北齐张子信、隋代刘焯与张胄玄、唐代一行与边冈（1992） 和元代郭守敬（1993）；杜石然关于明代徐光启、清代梅文鼎、王锡阐（1989）、刘宋祖冲 之（1992）；江晓原关于王锡阐（1989）；管成学等关于宋代苏颂（1991）；颜中其、苏克主 的《苏颂年谱》（1993）；河北省邢台市郭守敬纪念馆编的《郭守敬及其师友研究论文集 》（1996）；冯锦荣关于明代熊明遇（1997）；陈美东主编的《王锡阐研究文集》（2000）等 等。可见，除了对若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深入研究以外，研究向更全面和纵深方向发 展。此外，在80年代关于张衡的研究中出现的讨论显得更加生动：陈久金认为《浑天仪 注》非张衡所著，而是西晋一无名氏所作，其主要依据是《浑天仪注》文末提及的冬至 点位置值，当测于西晋；陈美东指出，该冬至点位置值是《浑天仪注》讨论黄赤道变换 问题而得的结果，故《浑天仪注》应为张衡所著。薄树人也认为它应是张衡原作。这一 讨论，对于认识的深化是有益的。
    8天文学起源、天文学社会史和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关于天文学的起源，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一书，作了较全面的探讨， 从对神话传说的分析，到对早期观象授时的考察，到对二十八宿、土圭之法与璇玑玉衡 等的讨论，阐述了后世得到发展的天文学内涵的初胚。陈久金也论及历法的起源（1978） ，认为十月太阳历是最早的历法之一（1982），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亦与十月太阳历有 关（1986），天干十日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时节（1988），四象概念的形成源于华夏族群 的图腾崇拜（1992），等等，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吕子方对《山海经》所载有关 神话的探析，也多涉及中国天文学起源的论题（1984）。江晓原则对中国天文学的本土起 源说和西源说进行评述，论证了本土起源与间或接受外来影响的状况（1991）。程贞一、 席泽宗和铙宗颐合写的《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和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 （1992）认为，两方面都是平行发展，没有关系。
    天文学社会史的研究是关于天文学与社会诸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席泽宗的《论中国 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1987）和《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89），开始论 及这个问题。黄一农对于古代荧惑守心纪录的剖析（1991），表明这类天象纪录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说明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关于清前期对“ 四余”定义及其废存争执的个案分析（1993），也说明同样的问题。江晓原的《天学真原 》一书（1991），对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作了深入的考察，强调指出它与王权、 政治观念与运作、道德教化、文化，乃至建筑与墓葬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古代星占学 的理论与方法也作了概要的论述。该书的另一重点是讨论中外天文学的比较与交流，对 巴比伦古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主要源于古印度的七曜术在中国的 流行，以及若干古印度天文学家在华的工作等，作了较深入的探析，是一部难得力作。 此外，陈美东关于古代中心差计算（1986）和胡铁珠关于古代五星运动计算（1990）的论文 中，也对中印古代天文学做了有益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