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我国口述史学的第二个困境是口述史学科定位不明，由此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的问题，进而阻碍了口述史学科的建设进程。就近年国内出版的口述史著作和进行的口述史研究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孙立平、郭于华等主持开展了“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该计划进行了8年，选取了河北、陕北、四川和东北的4个村子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并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等；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钟华主编的《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要--山区的妇女口述》以及余未人的《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都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人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张建伟的《男人之隐--四十岁男人生存现状访谈实录》、孟晓云的《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作品属于这一类，其特点是文学性较强，著者多为文学作家，目的是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人生形态。此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和杨健的《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和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李锐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丛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钟少华的《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张健飞和杨念群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著作，著者多是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比较上述五种类型的口述史我们不难看出，前两者虽用口述史之名，但并不把口述史著作作为最终产品。制作口述史的目标也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而更多地是把口述史看成一种方法或手段。研究者一般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也不严守历史学的规范，甚至并不在乎口述者说了什么，而是关注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场合与谁讲的，为什么这样讲，讲的背后有什么文化意义。而后三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口述史著作的撰写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或访谈相关人士进行补充和互证，最终呈现给社会的是文字记载的口述史文本，同时还要将录音磁带或录像带保存好，让历史以文字和声音两种载体传递给后人，从而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性”[3]的史学特点。
    目前在我国口述史属于史学，包括史料、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三层含义。强调口述史的史学定位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口述史的使用和研究，但“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只有有了明确的名分，才可能顾及其他。在美国，口述史学如今已经突破了史学范畴，不仅几乎每所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了口述史课程，而且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口述史协会前会长唐诺·里齐（DonMd A.Ritchie）的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史》的标题正体现了这种状况。但就今天我国口述史学的实际情况来说，明确口述史的学科属性是它获得“合法”地位、名正言顺争得发展条件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