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口述史学日益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但传统史学对口述史料的轻视倾向，加之口述史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使人们对其仍存有疑惑、误解和偏见，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又一困境。人们对口述史的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这些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在回忆和讲述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由于记忆的遗忘，使口述不够准确、全面；或者受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中渗入了很多感情因素，等等，而讲述的流动和不稳定性等问题更增添了人们对口述史的怀疑。例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刊登了谢静宜的来信，对吴德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讲过“江青是个大女流氓”一事给予纠正。我们在承认口述史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字史料同样掺杂了主观因素，不能顾此失彼、因噎废食，一笔勾销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口述史的这些特点也对口述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史学修养，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写出信史。
    第二，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这一问题的提出正反映了目前口述史书籍良莠不齐的状况，对此著名口述史家唐德刚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4]可见，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史学范畴的口述史共通的方法，是它与其他学科的口述史的重要区别之处。
    第三，口述史是否以揭秘为主题？目前出版的很多口述史以大揭秘为噱头，大肆炒作领袖人物的私生活、反右派斗争的恩怨情仇、“文化大革命”的凄惨往事，似乎只有共和国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才是口述史的重点，以至于人们将口述史与野史密闻相等同。这种对口述史的误解和误导，不但违背了历史学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大义的基本原则，也使口述史变成了商业赢利的工具和别有用心者的枪口。
    以上对我国口述史学发展困境的三点分析，仅仅是从大处着眼提出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此外，如经费、组织、人员等困难也是口述史学发展尚待解决的难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前途，恰恰相反，我国口述史学是大有作为的。
    第一，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这是口述史学成长的独特优势。口述史学的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国史学的理论和传统中汲取养分，如对口述史料收集与使用的技巧，对文献资料的征引与钩沉，都是口述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此外，口述史学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口述史学工作者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方法，才能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也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解决口述史的客观性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可信度问题。口述史学工作者要始终明确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真实去运用和诠释我们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而不能将历史看成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社会科学中史学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最强，而口述史学研究的内容距离现实较近，一般又偏好于官方史书中未记录或记录较少、档案资料中未被解密或争议较多的历史，这些内容常常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极其密切，甚至会影响到民族的利益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同时，因为口述史的可读性和关注偏好，使读者对口述史情有独钟，不仅爱读，而且愿意接受。一些人便利用这一点，在没有文献补正的条件下，大搞所谓的口述史，比如近年海外出版的某些书籍，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破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以达到反华反共的目的。这些客观事实都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坚定地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史学工作者必须明确为什么人写史、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史、怎么写史的大问题。要让口述史为学术研究服务，为凝聚中华民族服务，为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55年的历史尽管还不算长，但这“千年仅见的变局”为口述史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历史，从1949年一个崭新国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其变化的程度之深、速度之快、覆盖之广，为世界史所独有。在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镶嵌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在他们的观念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基于“自下而上”历史理论的口述史学，可以在对民间社会的问询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正如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指出的：“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