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研究工作日趋规模化。在基础资料建设方面，如杜维运、黄进兴、陈锦忠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共三册，华世出版社，1976、1980）和阮芝生、王寿南、王德毅、王尔敏选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等，对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汇集和总结，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参考依据。在专业学术活动方面，则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中尤以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四次中西史学史研讨会最具影响。其中，第一届会议（1985年）到会的国内外专家达40多人，发表论文10篇（《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6）；第二届会议（1986年）发表论文14篇（《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兴大学历史学系，1987）；第三届会议（1990年）发表论文21篇（《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第四届会议（1998年）专门讨论“人物与历史撰述”（会议论文集尚未出版）。随着会议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加人员更具世界性，论题也一届比一届更为广泛和深入，其研究范围也较以前大为开阔。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几乎各个断代和领域都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问世。如通论古代或一朝史学趋势者有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学生书局，1990；该书主要内容已于1983-1989年间刊出）、陈锦忠《中国上古史学的萌芽期》（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89）、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学生书局，1987）、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公司，1984）、古伟瀛《从考据到科学方法》（《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等；讨论史官制度及官修史的有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80）和《周代史官的职掌与其性格的演变》（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王明荪《辽金之史馆与史官》（《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1989）和《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22卷1期，1988）等；专论史书体裁与编纂学的有蔡学海《纪事本末史研究》（《淡江学报》总19期，1982）和《编年史研究》（《书目季刊》18卷1期，1984）、王明荪《从学术史著作之渊源看学案体裁》（载《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有关各时期史家或史著的专题研究，数量更巨，其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直到明清时期的王世贞、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等，均有涉略。这些，都为今后编写更为系统的中国史学史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史学风气的转变，也给史学史的研究以不少新的刺激与驱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证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难以维持。这是因为，该派原先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大陆丰富的现代考古学资源，当其主力移居台湾后，这一优势便不复存在，以致治学规模日见局促。而其治史专重史料考订和古史研究，偏于细琐事物辨析而疏于整体历史理解的做法，也弊端日显。加之西方最新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输入的影响，学术界遂起人心思变之局。1964年以后，《思与言》杂志（创刊于1963年2月15日）首先对史料考证派的理论提出了公开批评。随着讨论的深入，至70年代，“史料学派的观念和方法渐被扬弃，而解释史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具体来说，这一史风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出“史学界脱出史料学的羁绊后对新理论及方法之追求，诸如如何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观念来研究历史，量化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以及行为科学理论（如心理史学）的介绍等都是。其次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受重视，这是五十年代以来提倡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所产生的影响”[5]（P77-78、80-81）。
    在这种风气转变中，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是“史义”的发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治史当重“意义”之说，虽为钱穆等人一贯强调，然而在史料考证派占居主流的境况下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史学史研究在较长时期内偏重文献目录学及重述说而轻解释，也与此不无关系。至六七十年代，随着对史料考证派的批评呼声渐起，除了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和《中国史学名著》等论著中继续倡导此说外，台湾史学界的另一元老沈刚伯也在一篇题为《从百余年来史学风气的转变谈到台湾大学史学系的教学方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创刊号，1974）中作出了呼应，认为19世纪以后德国史学家因受“自然科学启示”而提出的“历史决定论”（他称之为“史演论”），无论是出于“唯心”还是“唯物”，都是对因果律的滥用，如欲“建立一新而正当的史学以端人心而正风俗”，即应“讲求‘史义’以根绝一切史演之学，并培养‘史识’以补考据之不足”。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烘托下，史学史研究中的“史义”发掘意识得到了普遍加强。如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便特别指出：“以原则而言，历史事实不可能脱离史家之解释而客观存在。中国叙事之史学作品中，史家之解释，寓于其中，为极自然之现象。史家选择某种史实，而又将比较相类之史实置于一起，史家之解释，自隐约于其中矣。惟中国史家，深觉‘史为记事之书’，每将其解释隐藏于史实之后，让读者体会，而不明白揭出之。初视之，颇类断烂朝报，而实则其精义存焉。此真非西方史家所能深晓者也。”[6]（P16）余英时则在《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创刊号，1979）中将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分成史料和史观两大学派，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但史料学派的史学完全与时代脱节，史观学派的史学研究又与时代结合得过分密切，从发掘“史义”的角度来审视，二者均存在严重的缺憾，所以，他希望今后的中国史学研究应当着力“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明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而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张元《宋代理学家的史学观--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75）、李焯然《焦竑之史学思想》（《书目季刊》15卷4期，1982）、黄秀政《顾炎武的经世思想》（《思与言》14卷4期，1977）、许冠三《王船山的历史学说》（香港活史学研究社，197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局，1976）、古伟瀛《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史学观》（载《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等论著，也都具有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