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日趋升温。其中缘由，固非一端。但因批评史料考证派而引发的学术界对近现代史学路向的整体反思，对此无疑是一有力的推动。比较明显的，如70年代中期，便有中国文化学院的王吉林、马先醒、宋晞、程光裕等人撰文，对前六十年国人研究史前史到明清各代史成绩作了总结反思（载《史学汇刊》第4卷，1974）。而由程发韧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中的史学专册（正中书局，19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88-1989），以及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共五册，联经出版公司，1990）中也均有与此相关的论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和文献目录清理工作，都为近现代史学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性的论著也不断问世。其中以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1988）最具系统。该书凡上下两册，分史学新义、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上、下）、史建学派、附录等八卷，按学派论述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国史学的变迁，以及梁启超、张荫麟、王国维、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李大钊、朱谦之、雷海宗、常乃德、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殷海光等各家成就。全书征引广博，结构紧凑。其论述特重各家理论与方法的考察，并能结合具体的史学实践例证加以深入剖析。为慎重起见，该书出版前，还曾将各章稿件分寄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审阅，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是以问世后，颇受学术界重视。汪荣祖在《五四运动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五四研究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1979）中提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他的这一见解对于观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极具理论价值。其余如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1976）、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以及大量有关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胡适、傅斯年、张荫麟、雷海宗、柳诒徵、钱穆、陶希圣、方豪等史学的讨论，也各具特色。在当代史学的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则有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和《史学危机的呼声》（联经出版公司，1987）、吴安家《中共史学新探》（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总241期，1985）、黄俊杰《民国四十年至民国六十年之间国内史学思潮之激荡》（《史学评论》第6期，1983）和《三十年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50-1980）》[1]等。上述研究，差不多都能注意结合史学发展的现状，对其未来走势提出自己的判断或建设性意见。这一点，也正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最后是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兴起。这一时期，随着港台地区年轻一代史家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日高，以及一批欧美留学人员的回归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更多输入，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日趋兴起。其中，对欧美史学史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国立编译馆，1975）、王任光《西洋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史学》（《西洋史集刊》第1期，1989）、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唐山出版社，1980）和《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其转变》（《史学评论》第7期，1984）、阎沁恒《汤恩比（即汤因比）与历史》（牧童出版社，1976）、林正珍《柯灵乌（即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研究》（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汪荣祖《兰克史学真相》（《食货》月刊5卷1期，1975）和《白德尔（即布罗代尔）与当代法国史学》（《食货》月刊6卷6期，1976），以及孙同勋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美国进步史学初探》、《美国的新保守史学》、《心理学理论在美国史研究上的应用及其得失》（分别载《美国研究》1卷1期、12卷1期和3期、19卷1期，1971-1989）等。在日本史学的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高明士，他在《大陆杂志》、《食货》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述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一书（东升出版公司，1982；此书另有明文书局1982年增订本和1987年二版、1996年修订四版）。
    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早期所见仅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自由学人》3卷2-4期，1957）和沈刚伯《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东海大学讲演稿，1965）等少数论文。此期的研究，从范围论，已较前宽广，其中成就显著的当推杜维运和汪荣祖。杜维运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东大图书公司，1981）和《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东大图书公司，1988）两书，前者列举史实，澄清了某些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误解；后者从中西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的创获和史学著作成绩三方面展开比较，认为中国极早创获了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重要的史学原理，基础深厚，范围广阔，意境深远，尤为壮观。而西方史学在问题的追踪与阐释上，甚为精到，非中国所能企及。比较二者，进而会通融合，当为未来史学发展之趋势。此外，他还作有《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3期，1976）一文，较为详细考察了1949年之前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情况。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联经出版公司，1988），则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列二十四题，对中西史学发展史和史学理论作了分析与比较。这些论著，都在不同层面上深化了对中西史学的认识。
    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因受港台地区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在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风气转换的迹象。
    1987年，台湾国民党政权宣布“解严”；1991年，复终止动员“勘乱”时期。自此，两岸的史学史研究，不但在论文和资料交流上渠道渐显畅通，且得借研讨会和互访讲学等方式，直接展开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间的学者对话。近年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和讲学的大陆著名史学史专家便有瞿林东、仓修良、蒋大椿、张广智等，而台湾方面来访的也有王德毅、汪荣祖、王泛森、戴晋新等。在此基础上，有的还进而融会各方学术成果，发起了合作研究。如大陆学者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便是大陆、台湾和美籍华裔三方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这种情况，对于促进整个中国的史学史研究事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该时期港台地区发表的史学史研究成果看，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有相当的推进。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论，不仅出现了杜维运《中国史学史》（该书为作者自印本，台北三民书局总经销。已出版两册，内容自先秦迄于唐，第一册有1993年印本，第二册有1998年印本）和潘德深《中国史学史》（五南图书公司，1994）等系统论述中国史学整体发展趋势的著作，在各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方面，也形成了相当规模，如戴晋新的《先秦史学史论稿--观念与方法》（台北国泰文化，2000）、耿慧玲的《金石学历史析论》（文化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黄兆强的《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