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尽管十年来史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就其同域外中国史研究的现状、同国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史学的需求以及史学内部机制潜力的发掘而言，问题尚多，似应反思。
    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需要探索。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建立起封建史学的理论体系。近代随着国内与国际社会的变化，旧的史学理论已被突破，新的史学理论正在建立。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史学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上书变法维新至今的百年间，曾遇到三次大的困惑，有过三次大的引进，得到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在引进历史进化论，冲击历史循环论之后，虽然出现史学的繁荣，但对封建史学未作全面科学的清理，这就使我国近代史学仍拖着一条封建史学残余的辫子。第二次在引进历史唯物论，冲击历史进化论之后，尽管呈现史学的飞跃，但对这种理论的精华研究不透，以及其他原因，这就留下为历史乱贴标签的弊端。第三次即近十年来引进西方史学的新学说、新方法，虽然活跃了思想、激励了探索，但由于思想的封闭与禁锢时间太久，人们对之有点饥不择食、食而不化，这就使有的论着将历史塞进时髦理论的框架。应当看到，近百年来，我国大部分时间处于长期战争和政治运动的震荡之中，史学服从于战争，屈从于政治，并随之颠簸不已。人们不可能、也没有条件独立探索史学发展的理论问题。现在是一种机会，内有改革开放的条件，外有和平发展的环境，应当冷静下来，深入思考，鉴别分析，去糟存精，阐扬我国史学优良的传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吸收西方现代史学的营养，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椭圆二心的固定模式，需要探讨。我国的史学从五十年代开始，被固定在椭圆轨道的两个圆心点上：一个是史学受哲学指导，另一个是史学为政治服务。前者是史学同哲学的关系，后者是史学同政治的关系，就是说史学只能在上与哲学、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发展。史学就是在这条以哲学与政治为两个圆心点的椭圆轨道上运行。在十年动乱期间，这种史学驯从于哲学、服从于政治的关系，又简单地变成了“唯上唯书”，于是史学作为独立存在的科学权利被剥夺，失去自身光彩，并被推入深渊。这并不是说史学同哲学、同政治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史学同哲学、同政治关系密切，它既需要哲学的滋润，也需要政治的养分。勿庸讳言，历史是现实的过去，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历史与现实，往古与当今，它们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研究历史无视社会需要是不妥的，研究历史随意影射现实也是有害的。同样，为着现实的政治斗争或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历史采取国粹主义的态度，抑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是否可以说，史学椭圆二心模式的错误，在于史学与哲学、史学与政治的关系错位，它丧失了作为科学的独立性，而成为哲学和政治的附缀。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不能做哲学与政治的附缀——金科玉律的历史注释与既定治策的历史论据。如过去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几朵“金花”，只有摆脱椭圆二心的固定模式，抛弃僵化教条，挣破政治樊笼，依据史料，实事求是，才会使论争更加深入，以期得出科学结论。
    历史传承的多元交递，需要探试。中华民族是一个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编年体史书《左传》列为经书是一证，编历史知识为《三字经》作启蒙课本也是一证。过去对历史传承的多元交递，理解片面，做法单一，扬此抑彼，起伏不定。历史的传承，史学的功能，主要有四个层次：即教育性、启智性、资治性和学术性。历史的教育性，重点在青少年。在其教育性中，既涵智育，也涵德育，二者关联，不可偏颇。但在相当一部分中小学中，因受“升学率”与“向钱看”等影响，历史教育受到干扰。历史教材的修订不甚及时，框架结构未尽合理，某些观点亦嫌陈旧。历史的启智性，重点在干部、军官、企业家及科学、教育、文化工作者等，学习历史经验，褒正嫉邪，启智移愚。历史的资治性，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来，总的说是比附有余、而资治不足，批判过多、而借鉴似少。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言：“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①。读史以资治，透彻而言明。历史的学术性，主要是在历史学内部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以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本文不作多论。历史的传承与功能，上述四个层次，仅为便于论述。事实上它们之间虽呈现出层次性，但表现出交叉性，如教育性与启智性、启智性与资治性，往往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然而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它的层次性是相当鲜明的。因此，分析历史传承的层次性，有利于正确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有助于恰当地摆正史学的社会位置。
    上述三点史学的思考，主要论及史学的理论、位置和功能问题。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囿于篇幅所限，未及展开阐述。然而，史学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止于此，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和不同选择，可作出不同的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仅就前述三个问题而言，它们的正确认识与适当解决，需有一个过程。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时期，这就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空前有利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又为史学发展提出了新任务。
    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十年，再过十二年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任务繁巨，时间紧迫。历史学在新时期，应当做出新贡献。
    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加强史学理论的探研。史学理论建设是当前史学战线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史学理论体系。一代一代的史学前辈，为建立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而献出过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过去由于诸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理论体系。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内与国外都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应当珍惜这一时机，逐步建立新史学理论体系。在探索新史学理论时，既应注意史学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也应注意史学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于前者，无论是对传统还是对创新，都要加以分析。特别是对外来的东西，不能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这方面我们吃过亏。于后者，史学是有民族性的，也是有国际性的。在研究史学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时，要以民族性为主干，国际性为补充，相辅相成，互补共进。同时，还应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新史学理论，似应有三个支点，即唯物史观、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因此，应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我国史学优良的传统，西方现代史学的菁华，深入研究，融汇贯通，创造出我国社会主义新史学的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