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颠狂时期，学术园地荒漠一片，唯独影射史学“兴旺发达”，评法批儒席卷中华大地，从工农到士兵，从老翁到学童，人人口诛笔伐，大批孔孟之道。事实上，历史学显得繁荣的十年动乱时期，恰恰是历史学坠入死亡谷的危机时期。政治动乱一旦结束，虚假的史学繁荣顿时消失。人们怀着被愚弄的愤怒，蔑视史学、嘲笑史学，这是历史辩证法对“文革”史学的合理惩罚！
    第四阶段1976年——1989年（从“文革”结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强大生命力的时期
    粹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历史研究拔乱反正，走出了死亡谷。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强大的生命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推动史学研究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严重束缚，打破思想僵化的枷锁，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史学由封闭到开放，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理论观念、研究方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东方的学术窗户也逐渐敞开，人们视野开阔了，思想活跃了，方法更新了，讲真话讲实话取代了假大空；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和双百方针的学术氛围，又为历史研究创造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生态。因而在短短十三年时间里，史学界进行研究和讨论的学术问题，发表的学术著作和新鲜见解，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活跃、观点之新颖、争鸣之热烈，都是前二十七年无法相比的。下列巨大成绩，是学术界人所共见的：
    1.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新兴学科，填补了不少史学研究的空白，深入展开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
    近十年来，随着对史学自身的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广大史学工作者把研究课题扩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加强了对社会生活史、物质文明史、文化史、思想史、区域史、民族史、民俗史的研究，并且注意吸收当代新的研究方法，运用计量史学、心态学、心理分析、比较史学等，从多角度深化历史研究。同时，还努力引进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把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批新兴的边缘学科。在多姿多彩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探讨了诸如“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思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史”、“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中日文化交流”、“中国海关史”、“古都研究”、“城市问题研究”、“民族史”、“上海租界史”、“地方史”、“华侨史”、“伊斯兰教”、“人类学”、“楚文化”、“赵文化”、“吴越文化”、“山东古国”等过去属于空白或很少涉及的问题。历史研究在各个方面向横广和纵深的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新的可能。
    2.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讨论。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愿。这些年来，在对孔子、孟子、秦始皇、王安石、雍正、洪秀全、韦昌辉、李秀成、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章太炎、孙中山、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翟秋白等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不是唯心主义地、形而上学地加以评定——要么一味歌颂，要么无情批判，要么把一个人捧上天，要么把一个人打入地下，而是十分注重把人物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世界潮流和文化传统中进行研究，深入到历史人物行为的内心世界及其外部条件。与此同时，又整理和出版了一批历史人物的文集、资料，从而促成了一批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的问世。
    3.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史学论著。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由于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推动，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不仅弥补了十年“文革”造成的断裂，而且密切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联系，在互竞互补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史学研究的论文每年都有上万篇发表，各类丛书、译著大量出版，史学专著和史料汇编不断问世，断代史、专题史、国别史、地方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个方面。
    毋庸讳言，史学界确有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确有一部分人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盲目崇拜；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由过去对苏联教条的膜拜，一变而为对西方教条的皈依。如果就学风问题考察，几个所谓的“精英”，背离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照搬照抄西方思潮、观念和模式，热衷于用先验的方法构筑理论框架，然后东拼西凑寻找一些“合意”的事例，匆匆忙忙地制造出一套故弄玄虚的时髦的史学体系。他们不是抱着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历史，而是怀着形而上学的偏见，带着宣泄不满的情绪，一概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对传统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的错误态度。他们在研究上不肯下功夫，不甘心坐冷板凳，而是急于求成，哗众取宠，猎取轰动性效应。此类学风之所以能蔓延滋长，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们党的某些领导和有关部门，放弃了思想阵地，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致史学研究也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
    建国四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走过了普及发展→封闭僵化→史学危机→重新获得蓬勃生机的曲折道路。总结以往四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无疑是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