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就是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历史人物的理论。今天，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方法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于历史人物研究来说，传统的方法论是否继续有用？新的方法论是否适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问题已清楚地提到大家的面前，必须予以研究和解决。
    一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历史人物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是这样一些方法论：
    阶级分析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方法，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最基本方法。阶级分析不是评判历史人物功过的标准，而是一个基本观点与方法，它应当把阶级社会的一切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无例外地归纳到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发展基本线索中，考察他们所处时代和阶级斗争的背景，揭示他们的阶级属性，分析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从而判断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值得指出的是，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是应考察的一面，但不是主要的、决定一切的，其主要依据应是历史人物社会实践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曹馄自幼贩布为生，后来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贿选总统”；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后来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把阶级分析方法仅仅理解为“唯成分论”，那么，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康熙等封建皇帝，孔子、孟子、朱熹等思想家当然是否定的对象，即使是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也同样如此。可见、庸俗、乱贴阶级标签，不等于阶级分析。
    历史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基本点，就是要把历史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历史人物要求我们：其一，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一切历史人物。不应该以今人塑造古人，美化和拔高历史人物；也不应该以今人苟求古人，贬低和否定历史人物。如说武则天当皇帝、养面首，是主张男女平等、蔑视封建礼教，是妇女解放的先驱，这是人们不能接受的。如说李鸿章办工厂、造机器，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取代封建主义，这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其二，对每一特殊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往往使英雄与暴君集于一身，如秦始皇；政治俗夫与文艺才子汇于一人，如南唐李后主、北宋宋徽宗之类；杰出的学术贡献与保守的政治态度交织一起，如北宋司马光。列宁在评述托尔斯泰时也如此分析说：他“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①。这说明对历史人物作具体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其三，这种分析必须建立在全面掌握和鉴别历史资料基础之上。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评价之所以有较大分歧，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李秀成自传》的真伪问题的看法有较大分歧。所以，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规定，如果超越时空限制，以现代的观念、要求、术语强求于前人古人，就不仅违反了历史真实性，而且歪曲了历史人物，也歪曲了历史。
    归纳和演绎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归纳和演绎是两种特殊的但不是独立的研究形式，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由事实到概括（归纳）、再由一般到个别、由一般原理到个别结论（演绎）的研究方法。多年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往往流行的一种“逆推法”，则是违反这一方法论的。某个历史人物只要后来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早期的功绩就被全盘抹煞。诸如对韦昌辉、胡适、陈独秀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偏差。
    分析和综合方法分析方法是对客观对象进行分解，即把历史人物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种特性从整体中分解出来，分别进行研究。没有分析，认识就不能深入。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概括，把对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种特性的认识统一为对历史人物整体上的认识，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本质。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就是综合研究的成果。形而上学把分析和综合当做两个相互排斥的方法对立起来，而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两者是统一的。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指导和完成。分析与综合相互结合，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在综合的指导下作进一步的分析，两者交替进行，才能促进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这一方法论被经常运用。鲁迅曾对章太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综合。他充分肯定章太炎前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又指出他后期“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两个阶段的褒贬、毁誉，泾渭分明，并认为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既同时兼顾了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又分清了两个方面的主次。从纵横两个方面考察之后，他认为章的后期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②。鲁迅先生评价章太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范例。
    我认为，以上这些方法论今天并未过时，仍然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关键是要科学地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