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几年来，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新的方法论大量运用，主要有以下一些方法论：
    系统论这是一种把对象作为整体、作为系统加以考察、研究的方法论。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系统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和总体（集）”③。系统论认为，事物都是由各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组织，强调事物的整体原则、层次原则和系统网络结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哪怕是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应该把这个人物视为一个系统，人物活动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具有整体的功能和价值。过去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往往是按下面模式：出身——经济地位——世界观——政治主张……，用近于直线的因果关系来评述多元的、变化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历史的相互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如网络、反馈、控制、因果、线性等。系统论指出，仅仅是处于特殊方面和场合，才会产生线性因果，而在一般的历史系统中，主要是呈现出复杂的网络联系。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些历史人物的经济地位和政治主张、政治主张和世界观脱节等问题。系统论还强调环境联系，“严格说来，在系统研究中我们不是就系统本身进行分析的，而始终是研究系统，同时也研究与系统有关的环境”④。任何历史人物都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隋炀帝的残暴，是统一全国后经济迅速发展、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及权力过分集中于君主一身的结果。又如奸臣秦桧的出现，是南宋统治集团与全国贵族妥协的结果。袁世凯与孙中山是同时代的两个重要历史人物，袁世凯在中国半殖民地加深的历史条件下，庇护于满州贵族，投靠于帝国主义，成为大地主和大买办的代理人；孙中山在中华民族危机加深的历史背景下，依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动革命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历史人物的环境联系，是我们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我国已经开始受到重视，在历史人物研究中也被经常应用。历史人物比较的前提是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有机联系，有共同的比较标准，即可比性。“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可以从共同性中探索其规律性，从差异性中找出各自的特点。历史比较研究大体上包括纵的比较和横的比较两个方面。纵的比较，即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如孔子和孟子，李世民与康熙，洪秀全、康有为与孙中山。横的比较，即对同一时期的同类历史人物或中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如孔子与老子，康有为与梁启超，孙中山与黄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光绪皇帝与明治天皇，等等。这一方法论着重揭示历史人物的本质，而不可满足于若干表面现象的类比，否则就会使比较研究失之于肤浅。这一方法论也不能把不可比、无法比的历史人物硬拉扯在一起进行比较，这在科学上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会把历史比较方法引入歧途。
    心理分析方法以前有人曾把这种方法论视为唯心主义，这是不恰当的。近年来，这种方法逐渐受到重视，并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广泛运用。这一方法用之于历史人物研究是大有作为的，现有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例如对慈禧的研究，认为慈禧本质上是个权力狂，究其心理而言，她的显意识始终是权力得失，其次是祖宗成法，至于洋务思想以及“新政”体现的部分维新思想，都只是一种潜意识而已，硬把慈禧归为某一政治派别，不符合慈禧的特定历史地位和性格⑤。适当地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能使历史人物研究更丰富多彩、生动感人。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历史人物，需要注意人的心理过程的民族传统观念和历史特点，因为各地区（民族或国家）和各阶段的心理活动有同一也有差异。
    社会学方法历史学和社会学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是史学偏重于研究以往社会现象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作用，而社会学则偏重于研究社会现象发展的一般性及其作用。因此要全面地认识历史现象，就需要把社会学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中，将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统计方法（统计调查、统计资料整理、统计分析）、调查方法（普遍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等，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能使研究进一步深入。
    以上所述的是笔者所接触到的几种主要的新方法。当然还有其它新方法，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例举。尽管运用这些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还是刚刚起步，其利弊得失还有待进一步在实践中作出回答，但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
    今天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论来研究历史人物，而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如何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论。我认为，运用新的方法论，一定要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发展和完善新的方法论。这些新的方法论，一般都是由西方现代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提出的，他们在从事研究的对象范围内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每天也得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和感性材料打交道），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却大多数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们提出的新的方法论也就具有两重性。就方法论本身而言，有其科学意义、科学价值的一面，但就有些科学家对这些方法论的解释和说明来看，却又多半是唯心主义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后，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宣称它们具有万能的性质，但是他们用这些方法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却只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表面现象，并没有深刻地揭露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更不可能得出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所以，当我们运用这些方法从事历史人物研究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些方法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新时期下历史人物的研究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要加强方法论的研究。不仅要继承传统的方法论和学习现代的方法论，而且还要创造出新的、更科学的方法论，这样我们的历史人物研究就会走向一个崭新的境界。当然，在探讨新方法时，切不可放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不能舍本逐末，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指导历史研究中的核心作用和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