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研究，或称比较历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比较、类比在历史认识中的方法论意义。可是比较与类比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中外、古代的历史着述已经大量地渗透着比较研究的意识，甚至包括一些明确的比较研究成果。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比较研究并没有在思维形式方面有什么超出一般逻辑学的独创，它已有的成就和它作为历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和历史认识途径的独到的观念。这是目前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尚乏探讨的问题之一。
    （一）
    比较史学的总体意识是一种宏观历史发展观念。
    目前许多人在比较史学中区分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其标准是研究内容的具体性程度。例如讲中西方封建制度比较研究是宏观的，而两个人物间的比较研究是微观的等等。这种区分是很含糊的，实践中很难确定宏观与微观的确切界限。我们认为比较史学的总体意识是一种宏观的历史发展观念，无论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如何，比较研究本身已经意味着突破一个单一的或静态的对象本身的框架，而将之放入更大的普遍联系中来认识这一对象过程。从比较史学的方法、观念角度，而不是从研究对象本身的具体性程度角度，更能看到比较史学的特征和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卓有成效地进行过历史比较研究，马克思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较。”①恩格斯说：“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②这体现了他们对特定的历史认识客体从超出该客体本身时空范围的宏观角度加以研究的方法观念。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的马克·布洛赫认为：能够作出确定解释的历史材料总是只适用于有限的地理范围。但是要想对社会结构作出定性分析，这样的范围就显得太小了。至少要把视野放宽到一个国家的范围，才能把握各个地区发展中的独特之处，必要时还得扩大到欧洲的范围。只有在广阔的背景下，才能避免在大量偶然性细节中漏掉突出点，才能寻找普遍性，追踪其起源和基本特征，而这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③。这样就可以看出，从比较史学的理论端源而言，它是基于对“各个地区发展的独特之处”必须通过更大视野的研究才能把握的观念，强调用比较研究滤去偶然性的细节，捕捉普遍性的本质和特征的。这是职业历史家从地区的、民族的、事件的种种狭小范围的条分缕析式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走向建立明确的世界历史观念的一个转变。这使职业历史家而不仅是某些历史哲学家，在研究实践的意义上注意了人类历史普遍的共性、联系的性质，并在这种观念基础上探求方法的改进，寻求对现实世界的解释。
    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研究中比较研究意识的兴衰也恰好反映了中国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兴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倏然而觉的民族危机中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彼时虽然没有成体系的比较理论，但欧美、俄国、日本的社会历史自然地成为中国历史家注意关照的背景，径以求其异同为旨归的研究亦多。50年代以后，比较史学虽已炽兴于西方，中国史学界却漠然视之。当代中国比较史学与比较政治、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共兴，其内在的动因远不是史学家自己的提倡，而是再度感到孤立地研究中国不能认识中国这一事实。
    美国当代比较史学代表人物之一R·格鲁曾指出：“二百年来的史学史， 处处都是同民族意识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凡是把国家作为思想体系的史学家，比起研究中世纪和古代社会史的史学家，一般说来很少使用比较方法的，而且成效也较小。根据同样道理，我觉得研究殖民时期美国的史学家，却比研究美国史的史学家更频繁、更得心应手、更多样化地使用比较研究方法。”④他主张愈是注重美国史的特殊性，愈是要发展比较史学。另一位美国史学家J·海厄姆也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安德鲁斯曾高瞻远瞩地选择伦敦来解释美国史，从那以后，美国有一些着名史学家就一直抵制民族狭隘主义，并倡导采用范围更广泛的比较观点。”⑤
    所以，比较史学的内在趋动力不是把“比较”这种思维形式运用于历史研究——那是古代已有之的事情——而是职业历史家的世界历史意识强化，民族狭隘性弱化的趋向，而这又是世界历史发展本身的趋向。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把握比较史学作为宏观的历史观念的性质。这种宏观的观念，在实践中自然不会仅限以国家、民族的层次，各种时空范围内的历史都可能成为比较的“单位”，研究对象本身不能改变这种方法观念上宏观的性质。应该指出的是，事实上自布洛赫始，大多数职业历史家都反对比较范围过于广大，认为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更易于取得确定性的结论。
    （二）
    比较史学之纵向比较的观念基础，应是关于历史在长时段中表现出内在规律性的认识。
    比较史学的时间观念之源头很难归溯到一个或几个史学家，因为历史学本身就提醒研究者有超乎其它职业的时间运动感，在捕捉事物的发展变化时，人们十分自然地将“同一”事物作为前后的对比以了解演变的动态趋向，并提出有资借鉴的认识。所以，历史的纵向对比研究也确乎比横向的大空间对比要基础深厚得多。但是，人们在纵向对比中取得的成果却并不比横向对比的成果更富有启发性。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纵时向比较研究的观念还应作进一步的探讨，那么第二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应是当予注重的。
    我们知道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布洛赫的历较史观是深得益于社会学家杜克海姆的影响的。布罗代尔固然继承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学者的许多主要思想，但是他却注意指出了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认识角度的差异。他说：“历史学永远摆脱不了历史时间的束缚，而社会学家却几乎总是脱离时间的约束，在他们眼里，始终现实的瞬时现象似乎高悬在时间之上，而多次反复的现象则没有任何时间标志；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在思想上趋向极端，或者局限于严格的瞬时，或者满足于最长的时限……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以及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之间争论的真正焦点就在这里”⑥。他认为，任何历史都把过去分成不同的时期，并根据研究者的偏爱选择其中的一个时期进行研究，“传统史学”注重短时段中发生的“事件”，新史学则把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波动放在研究的首位，这种波动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表现出“势态”、“循环周期”、“结构”等形式，它们因为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妨碍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诸如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制、精神框架等等都是在长时段中显示其作用的历史内容。所以，现实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如果专一地观察狭隘的现实时，人们的注意力将转向虚假浮飘的、轰动一时的和转瞬即逝的事件。“超越短时段，这是近百年来史学研究的最珍贵的财富。”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