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认为史学家必须兼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史义和史德的要求。我认为，要想尽可能的揭示历史本来的面目，保持历史学科的严肃性、科学性，史德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比学识和才能更为重要的一种最基本的素质。
    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不讲史德之事屡见不鲜，甚至普遍存在着忽略史德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少数史学工作者的个人品质之外，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往往更广泛、更有力。远者不说，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丧失史德的，大致有以下三种状况。
    其一、受政治形势局限。起初，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评论、撰述历史，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但是，由于受“左”倾社会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渐被教条化、公式化，变成了束缚史学工作者思想、限制其言论的绳索和桎梏。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被截然划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并加以绝对化。正面的东西就是绝对地好，即使有不好的地方也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革命讳；反面的东西就是绝对地坏，好的方面不必谈，也不能谈。评判历史人物首先要为他们查出身、划成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机械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只要能找到一两条革命导师的语录，即足以驳倒千百条史料。一些史学论文简直成为革命导师只言片语的注释和发挥。“文化大革命”中，史学文章成为政治运动的先兆，进而成为“战斗的檄文”、“批判的号角”。历史丧失了其应有的尊严，完全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在这种气候下，部分恪守史德的史学工作者要么始终保持缄默；要么被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剥夺了发言权。更多的史学工作者或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发表一些违心之论；或因史学观念发生了畸变，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史德。当然也有少数根本不讲史德的史学工作者，或媚俗谀世、哗众取宠，或甘心附逆、为虎作伥，践踏历史，对险恶的政治形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受生活条件驱使。科研人员（包括高等院校的教师）只有获得了较高级的职称，才可望增加工资收入、改善住房条件。而评定职称时最过硬的条件，则是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本来，史学工作者比较推崇的做学问的准则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现在，一部分蜗居斗室、工资仅够维持温饱型生活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再也坐不住“冷板凳”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把刚刚学到的知识变成科研成果发表出来，急于创造晋升职称的条件，以争取较好地生活待遇，改善工作环境，解除做学问的后顾之忧。于是，基本的史料尚未浏览一遍，便忙着撰写论文者有之；对于所研究的领域尚未融会贯通，便急于著书立说者有之；一知半解，生搬硬套者有之；不顾史实，标新立异者有之。结果是纰缪百出，误人害己，更不要说有多少学术价值了。不讲史德累及了他们的史才和才识，使一些原可造就的史学工作者流于平庸，流为急功近利的一代，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也有些人生活条件原来不差或已得到了改善，仍然置史德于不顾，不肯踏踏实实地下一番功夫，一味地追求名利，胡编乱造，则应当受到谴责了。
    其三、受经济大潮冲击。如今许多公职人员纷纷离职“下海”，一些经商者转眼间成了“大款”，到特区求职者也很快过上了小康生活。曾几何时，备受尊崇的学问贬值了，学术遭到了不应有的冷落，“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对知识的辛辣讥讽。出版部门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忙于出版一些能够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读物，学术性较强的著作因销路不畅而往往无人问津。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也无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社会生产。除了所在单位统一发给的工资和补贴外，他们的额外经济收入只有低廉的稿酬。部分史学工作者既不愿意打破“铁饭碗”，又不甘于“安贫乐道”，为了多挣稿酬，便操起剪刀、浆糊做起了现代的“文抄公”，有时只需几天工夫便剪贴出一部厚厚的“著作”。在他们手中，历史已不成为历史，史学已不再是学问，完全变成了小孩子换糖吃的破铜烂铁。真可谓一场历史的浩劫！
    史学工作者因品质不良而丧失史德，只能危害个别人；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丧失史德，则要危害一批人，甚至一代人。提倡史德，固然要从教育入手，帮助他们端正认识，培养史德，但更重要的，还要为史学工作者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宽松的政治气氛、宽裕的生活条件等等，庶可使他们“衣食足而知礼义”，能够自觉地遵守史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