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以期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经验教训、学术成就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专栏文章不求对本世纪中国史学作全面总结，而提倡针对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学术领域发表意见，深入具体地阐述一个思想观点。本期发表的瞿林东、刘修明、蒋大椿三位先生的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是的学风。
    记得不久前，一位知名教授在参加一个大学的“211工程”预审的总结会议的发言中，在讲到历史学科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史学史专业的重要，认为只有熟悉本学科的发展史，才能更好地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因而呼吁“史学要寻找自己”。
    出于专业上的敏感，也出于同这位教授具有关心历史科学发展的共同认识，我对“史学寻找自己”这一生动、形象的说法，颇为震动。我希望“史学寻找自己”的这种自觉的意识，能在史学工作者的队伍中引起更多的共鸣。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不愧是光华灿烂的一页。它在继承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在吸收外国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在面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的基础上，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和科学发展的道路。回首百年史学，尽管道路崎岖，然其进步趋势，确无疑义。其中，自亦包含有“史学寻找自己”的种种探索和努力。
    20世纪以前，从司马迁到龚自珍，其间说史学发展之史者，代不乏人，也出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等论史学的名家。这是古代的事情，这里不去多说。20世纪以来，从近代学科的意义上，把“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进行研究的，是本世纪“新史学”的首倡者梁启超。1922年，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以专章讲述了“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这实际上是一篇中国史学史的论纲。他正式提出“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名称，是20年代中期，他在清华大学所作的《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学术演讲。演讲记录经姚名达等整理成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补编》中，梁启超在“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一章之下，有一节专讲“史学史的做法”。他这样讲道：
    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
    ……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我们应当感谢梁启超说的这些话，它们表明了：第一，“史学史”应作为一门专史看待，“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第二，“中国史学史”内容丰富，一二十万字也只能“说明个大概”；第三，中国史学史要特别注意考察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当前史学的趋势。把问题说得如此明确、如此具体，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实在是一桩开辟道路的工作。他的这些话，直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这是史学应从历史上去“寻找”自己；同时，史学也应从理论上去“寻找”和认识自己，于是乃有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比梁启超讲“中国史学史”问题略早，即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可谓是当时史学在理论上“寻找”和认识自己的代表作。《史学要论》一书，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一、什么是历史
    二、什么是历史学
    三、历史学的系统
    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
    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史学的重大问题；史学也只有在不断地探索、认识了这些问题以及别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寻找”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