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化，但当历史发展到明代后期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不前与日益腐朽，中国古代文化日益失去光彩而落后了。当1840年鸦片战争中“日不落国”的大炮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扉页时，中国人惊呆了--原来“万国之宗邦”挡不住西方列强的进攻。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次战争中，都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每一次的失败都不得不被迫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接触和交锋中的失败。中国人赖以骄傲、自豪的传统文化，日益失去其值得炫耀的价值。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评价；又如何去认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即西学）、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
    近代史上多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必然导致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失落感。从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到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君主立宪制”，无不反映出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学、西学价值的取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尊地位从鸦片战争以来已逐渐受到严峻的挑战。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失败，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的民族自信心更趋低落，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种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二十世纪初富有政治感觉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审视，以及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无尚推崇。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优秀的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确实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而自豪。然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田园诗般的自然经济、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加以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一花独放”的民族地位，铸成了中华民族的“虚骄”心理。这种心理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封闭性，而自我封闭的结果，也就使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文化缺乏自我调整的动力，因而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始终居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士就先后提出“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富有时代远见的思想，而这些值得肯定的思想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二十世纪初，一些富有政治感觉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受外人欺凌，也同埃及、波斯等东方文明古国一样，“创造文明一端，实其受祸之总因”。由于我们民族背着创造文明的包袱，“自矫自立”，“常不愿复受他来之文明”，遂致与世隔绝，不求进步，终于沉沦〔1〕。所以，他们要求“愿吾同种之人， 忘其昔年创造文明之往事，而从此为因袭文明之国民”〔2〕， 即学习他国进步之文明，才能使民族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文化反思中，富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给予了大胆的指责和批判。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受到诘难。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的为主干，道、佛等文化互补的一种格局。反思传统文化，必然先要对儒家文化进行审视。
    儒家文化以孔子、孟子思想为宗，对儒家文化的指责，必然要涉及对孔孟的评价。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交织着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但在义和团运动前，对孔子的评价很大程度上缺乏比较坚决的态度。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为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统治，曾砸烂孔丘的牌位，甚至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在洪秀全的著作中，“都一贯保留了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封建伦理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3〕。 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他们的反封建性虽然非常明显，但仍然未能对封建制的文化根基--孔孟思想进行大胆的抨击，相反却把这场改革鼻祖归位于孔子，把孔子打扮为“托古改制”的素王，而康有为也视自己为继承孔子改制的“圣人”，最终使得这场运动无法走向成功。而在二十世纪初，新知识分子们已不再是战战兢兢，而是大胆地展开了对孔孟的批判。他们指出：“孔子在周朝看来虽是好的，但是在如今看来也是很坏”，“孔子虽好，必不能合现在的时候了”〔4〕。他们把中国社会不能进步的原因， 归之为尊孔的结果，认为独尊儒术是使我国“数千年来，思想滞阂不进，学术陵迟，至不可救”〔5〕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 以涂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6〕；自“孔孟之学说”出， 造成了中国“君权遂益尊”，贻害人心，“伤吾人类之平等自由极矣”〔7〕。 尤其是孔丘教义“实足以养成支那人奴隶之性，诈伪之性及怯懦之性”〔8〕，正所谓“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隶沉没一度”〔9〕。因此，他们提出“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以孔丘革命”〔10〕。他们呼吁“仁人志士切心救世者，同心协力，开展并完成批判孔丘之伟绩”〔11〕。把孔孟思想同中国落后的根源联系起来批评，虽然不尽科学，但反映出了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子批孔的激烈态度。
    从否定孔孟开始，新知识分子们把斗争的矛头接着指向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思想。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是以人际之间的服从为其内涵。这些观念的发展，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和“存天理，灭人欲”等一系列道德伦理准则。这些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思想维系作用，因而它受到近代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对儒家伦理批判最为激烈的当是戊戌变法运动。在批判中，维新志士们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武器，发出了“平等”的呐喊。但是，他们把实现“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的改弦更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上，从而使他们的批判失去更为锐利的锋芒。随着维新派的爱国变法和义和团爱国排外相继失败，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地反儒家伦理思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