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一九九三年夏在《文明的冲突》[（1）]一文中断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未来的世纪中将会取代意识形态及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文章因此要求制定世界战略来遏制儒家文明及伊斯兰文明。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所谓“中国威胁论”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某些报刊上。这些高论早已为世界上许多学者所批驳。最近，亨廷顿的高论却得到一位著名教授的极高评价，被推誉为“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冷战后世界新潮流的本质”；“中国威胁论”也得到这位教授的应和，中国被他说成“已隐然成为许多亚洲国家恐惧的强权”，“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这位教授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最后，他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2）]，提出了上述论点。为了给上述论点提供历史的依据，余英时先生纵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他说：“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余英时先生还写道：“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平起平坐的事实。”“中国人师法西方确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于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征--确激荡着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余英时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在这里所讲述的历史却明显地有悖于历史的实际。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足以证明，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不仅关系着能否正确地认识中国的昨天、今天，能否正确地认识东亚乃至世界的昨天与今天，而且关系著着能否正确地引导中国与世界走向明天。因此不可不认真对待。
    历史形成的中国和“中国”这一名称的历史
    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是地理名词、政治名词、文化名词，还是种族名词？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历史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总过程以及“中国”这一名词涵义演变的大体情况，本不难辨别明白。
    历史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中国”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用法。
    王尔敏所撰写的《“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一文将先秦典籍所见“中国”词称一七八次汇录成表[（3）]，并引用其他诸多考证资料，说明“中国”一词，自商代起至秦汉统一以前，诸夏民族已普遍习用，研探其所含意旨，约有五类：一、京师，凡九次；二、国境之内，凡十七次；三、诸夏之领域，凡一百四十九次；四、中等之国，凡六次；五、中央之国，凡一次[（4）]。该文据此指出：
    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主要在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至于此一称谓之实际含义，则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之两大特色。因为实际上自远古以来并无政治统一之事实，而族类之混同，则已构成一致同血缘之庞大族群，在当时则称为诸夏。同时文化之融合与同化，也已构成一致之观念意识、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与社会结构，在当时则形容为中国。所以“中国”称谓之形成，实际显示出当时中华族类全体之民族与文化统一观念。[（5）]
    一七八次中含“中央之国”之意的一次，见之于《列子》，原文为：“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所强调的其实还是文教的差异。王尔敏上述研究成果清楚表明，“中国”这一名词从商代到秦汉统一以前，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文化名词、种族名词，实际已经逐渐形成了共识。地理上，它当时指黄河中下游的周、晋、郑、齐、鲁、宋、卫等国；文化上，它表现为“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6）]，如赵国公子成所说：“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7）]族类上，当时以“中国”自居者，都称作华夏族。“中国”当时正以上述这些特征而与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区别。
    秦汉统一以后，“中国”更进而具有了政治名词的意义，它所包含的地理、文化、族类意义也与此相应而有所变迁。首先，地域大大扩展了。其次，在文化上、族类上，原先的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先后不同地都逐渐成了“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王尔敏的上述论文指出：
    古代“中国”在地球上所笼罩固定领域之范围，秦汉统一前，当已形成了共喻之理解。就是普通观念之中国，载于文献者，均漫指黄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边裔之秦、楚、吴、越则不在“中国”领域之内。至秦统一之后，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中国行政制度改变，遂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立，不但三十六郡沿为正确之中国领域，而东南至于海，北到于塞，西接流沙，则俱为秦汉时代所共喻之中国领域。[（8）]
    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秦、汉统一以后，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分裂时期。晋室南渡后，东晋人将十六国斥为夷狄，南北朝时，南朝骂北朝为索虏、北朝骂南朝为岛夷，但他们都以“中国”自居。隋唐统一，使“中国”版图进一步扩大，和周围各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经由五代十国的分裂至宋统一，又有辽、金、西夏等国与之相峙。继此之后，经由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渐次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突厥各部，东北和黄河流域的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一带的西夏，新疆的西辽，西藏的吐蕃，云南的大理，以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南宋，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所有这些地区，都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明朝时期，这个大一统局面又受到破坏。而到清朝建立时，经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六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形成了比之元朝远为稳定的新的大一统国家。而“中国”这一称谓，到这个时代终于有了相当确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