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的过程中，中国先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宣布废止对日本及意大利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合同，并明确宣布战后决定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土地。一九四三年一月，中英、中美签订条约，废除英国、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及各种特权，其后，英联邦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在事实上真正取得国际平等地位。英国仍拒绝将新界、九龙、香港归还中国，葡萄牙仍然占据着澳门。尤为严重的是在二次大战行将结束时，世界已实际形成美、苏两大强权企图彼此划分势力范围、共同主宰世界的格局。两大国都不愿更没有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而总试图由他们来安排和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举行的雅尔达会议上，美国与苏联首脑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美国国务院会前拟定的《美国对华长期目标和政策大纲》及《英、美、苏的对华政策的统一》说明了美国对华的基本要点，这就是：“由我们（指美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和统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为此，美国“应争取英国和俄国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37）]。在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两国问题时，为换取苏联支持美国上述对华政策，罗斯福答应了斯大林所提出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及“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双方并邀请邱吉尔共同签署了秘密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38）]。会后，美国负责说服中国政府答应上述条件，最终由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包含上述不平等内容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作为对美国的回报，苏联首脑则一再表示“帮助中国恢复起来的工作必须以美国为主”，“美国是唯一有足够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争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39）]。实际上，就是承认美国在中国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属于美国势力范围。
    旧的霸权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刚刚倒下去，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新的霸权主义者又逞威于中国。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向华盛顿提出的报告说：“中国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俄和美国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40）]美国为使中国成为其仆从，以其为巩固的根据地控制亚洲大陆，运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在抗日胜利不久就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图谋一举扑灭八年浴血抗日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整个国家盛衰存亡的生死考验。中国又没有就此“认输”，心甘情愿地去作美国的仆从。中国人民奋起斗争。国家意识在维护国家自主、独立和国际平等的这场斗争中又一次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这一升华的集中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比之“中华民国”旧名，保持了“中华”这一中国传统的称呼，同时，更加凸显了“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的现代性质。毛泽东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他还明确提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发展外交关系。[（4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表示中国人已战胜了国际霸权主义，自己掌握了国家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人民共和国诞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如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所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42）]请问余先生，是不是中国人只能“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根本不该站起来呢？
    但是，历史留下的国际霸权主义的沉重负荷不可能一夜间骤然全部消除。建国伊始，中国不得不对朝鲜战争作出反应，和美国军队在朝鲜领土上直接对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四十年代后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美国强权较量的继续，只是先前所面对的是美国强权的代理人。朝鲜战争结束后，“冷战”总格局仍然笼罩着中美整个关系，而且冲突又因为美国插足于台湾海峡，阻止两岸走向统一而具有特殊紧张的性质。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个消除苏联在中国的特权及抵制苏联霸权主义新要求的问题。这方面的抵牾、冲突逐步发展，后来终于演化为中苏公开论战及在边疆地区兵一度兵戎相见。
    因此，就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中外关系意识的发展历程来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同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国际霸权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斗争而逐步取得国家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以及国际平等地位的时期。经过这近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从七十年代开始，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结束了中美之间敌对状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关系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迅速改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正式结束了五十年代初同苏联结成的同盟关系；以这两大事件为标志，中国终于开始作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而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尽管中国国力还比较弱小，但这却是不容忽视和轻视的一极。这些事实也证明，在民族一国家认同方面，并不是中国人自己没有“共识”，而是国际霸权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总是试图主宰中国、肢解中国、分裂中国。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使这些图谋未能得道。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有容乃大”的开放意识
    从近代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开始，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把现代化建设同现代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吸取世界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成果。正因为如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对外实行以我为主的开放，二者互相辅佐互相补充。这样，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倡导除去“额外权利”的王韬又强调“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43）]，为什么一生倡导“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制定了“实业计划”，主张“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强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44）]；为什么在日本、美国、苏联三大强权面前都铁骨铮铮的毛泽东也倡导“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明确表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5）]。但是，历史实践已经表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仍然处在国际霸权主义的严重威协之下，尚未取得真正的独立、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时，不可能集中全力来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也不可能真正充满自信地坦然有效地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王韬那一代面临内忧外患，无法潜心富国强兵不用说了；即如孙中山，虽然拟定了《实业计划》，晚年却仍不得不倾注全力于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显然是由于这一总的形势；而毛泽东从抗美、反美到反修防修，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经济建设这一主轴上转移开去，固然有他自己对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这一因素，但“冷战”总态势及中国所受到的种种威胁，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