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保矿、保路等运动的高涨；民权意识的增强，促进了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展开。这些运动汇合在一起，终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华民国”的命名及其诞生，在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周、秦以来第一次将已经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两字迳直用来作为正式的国名。“中华民国”四字出自中国同盟会“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誓词。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一九○六年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解释“恢复中华”时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在解释“建立民国”时强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6）]为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曾起劲地鼓吹过“驱除鞑虏”，但是，在武昌起义后，鼓吹“反满”最力的章太炎便致书满族留日学生，说道：“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27）]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所发布的宣言书中，第一条就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8）]明示“中华民国”是生活在中国广大领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统一国家。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还宣布，中华民国决心谋求实现“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在参议院一九一二年三月议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中明确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29）]这时，由于民众的崛起范围还很有限，中华民国的根基并不坚实。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解决收回已经丧失的主权以及防止主权继续丧失的问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在《宣告各友邦书》中就不得不宣布继续承认革命以前清政府与各国所缔结的各种条约、向各国所借的外债以及各种赔偿，继续承认先前所让于各国的种种权利。已经割让给日本的台湾领土收回问题，也因此未在《临时约法》中提出。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一实践对于主权意识与民权意识的普及和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其力度、其广度都非往昔各种宣传和运动所可比拟，正因为如此，民众奋起为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斗争，其规模、其成效也都非往昔所可比拟。蓬勃开展的反对沙俄分裂外蒙古及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斗争，反对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的斗争，程度不同地挫抑了列强的气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废止了中德、中奥间所有条约合同、协定，收回了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奥国在天津的租界，取消所有德、奥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各种特权。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终于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继续维护列强特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九二○年三月，中国收回了中东铁路界内的主权。一九二二年中国收回已被日本侵占了八年之久的胶州原德国租借地。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签订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沙俄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一概无效，苏联放弃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这是中国近代国家意识日臻成熟，在争取国家自立、保障国家主权方面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
    对国际霸权的抗击和中国的国际平等意识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的发展，这时，集中为一个目标，这就是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的《北伐宣言》中所说的“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这也就是“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而“蹈于国际平等地位”。[（32）]这样的要求，在余先生的眼中，竟成了“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平起平坐的事实”！
    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粉碎广州商团叛乱，省港大罢工，以及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给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广大民众为使中国摆脱被凌辱、被欺侮的屈辱地位，强烈要求废除强加于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建立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型关系。借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国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一九二七年初，中国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接着，中国又陆续收回了镇江、威海卫、厦门的英租界，并相继与美、比、义、葡、英、法、日等国签订关税条约，废除各国在中国的协定关税权，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但是，中国并没有沿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而取得国际平等地位，原因在于这时遇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及内部的挑战。
    外部的挑战，首先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入中国东北，企图独霸东亚乃到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事件与德国在欧洲重新崛起互相呼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新的争夺世界或区域霸权的斗争，并由此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内部的挑战，来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向前发展之时，为保障自己的特殊利益，转而向列强妥协，乞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同中国共产党分裂，将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镇压下去。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步进逼时，他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失陷，华北被蚕食，最后华东、华中、华南及中国其他广大地区都惨遭蹂躏。
    面对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人民确实没有“认输”，因为侵略者不但不让中国与其他国“平起平坐”，还要完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奋起反对妥协、投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这时，中国人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始终没有取得共识”云云，全无根据。
    抗日救亡运动与八年浴血抗战，对于中国走向主权独立、取得国际平等地位起了巨大作用。尽管中国主要工业总产值这时只达到欧洲小国水平，中国人民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自由的不屈意志和面对强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使中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足以和苏联、美国、英国相匹敌的反法西斯主力之一，中国因此赢得了世界上众多反法西斯国家的崇敬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终于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二十六国中带头的四大国之一[（33）]，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又与美、英、苏三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34）]，宣布将尽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成立大小国家均得参加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35）]。一九四五年中国又与美、英、苏三国一道发起于四月十五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中，中国被确定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尽管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对此表示过异议，表示“无论如何，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是非常强大的”，借口“例如一个欧洲国家或许会对中国有权对它动用某种机构表示不满”[（36）]而企图将中国排斥于“四强”之外，但中国终于还是取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就使中国有了可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成为维持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坚力量。这一切，看来都使余先生不安。因为中国非但没有“认输”，反而要求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国”，要求取得国际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