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走向多极化，导致美、苏两霸对峙所造成的“冷战”格局终告结束，给中国集中主要力量专心致志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外部空间。中国的国家意识，在继续珍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利益同时，愈来愈重视富国富民。谋求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本就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使他们不再为愚昧、落后、贫困、恐惧所困扰，富民富国本来就是其应有之义。同样，如果民不富，国不强，始终处于落后与贫穷状态，就不可能真正不受别国欺侮而名副其实地站立在世界上。将这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确定国家发展战略，表明现代国家意识进一步成熟。
    在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多年中，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终于成为中国发展的现实。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发展，中国在确保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拥有资本的优势、对外贸易的优势、科学技术的优势、产业结构应变能力较强的优势、劳动者素质高的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在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存在着对立和斗争这一面的同时，更看到两者之间又有互相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对于历史上遗留下的所有有损于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诸如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海峡两岸尚未统一问题，以及若干领土纠纷，都采取了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高度灵活性的办法，努力用和平的方式一一加以解决。依循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础上普遍而全面地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宏伟成就。
    可是，这一切，在余英时先生的眼中，却一概变了形，竟成了所谓“憎恨西方的心理”，中国对西方“羡恨交结”的民族情绪，这种民族情绪“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从自卫转向进攻”。“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余英时先生并给他所说的这种“民族情绪”加了一个比之亨廷顿更加骇人听闻的大帽子，说这是“在中国制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
    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的嫡传，是史学大家，应当分辨得清楚，近代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特别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密切。中国人没有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是因为中国人经过一个半世纪曲折反复的实践，已经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国现代化，不能机械地完全仿效西方。中国必须充分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但是，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适宜于中国的情况的自己的路。这并不是憎恨西方所致。西方所有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德国、意大利，乃至东方的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有哪一个国家是机械地完全仿效别国的呢？为什么盎格鲁一撒克逊型可以不同于莱茵型，美国型可以不同于英国型，偏偏中国就不可以走自己的路呢？走自己的路，竟等同于“憎恨西方”，等同于向西方“进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推理呢？
    难道中国就应该永远衰弱，而不应强大么？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中国人没有去对美国指手划脚，叫他们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同样，中国人对自己的情况最清楚，对自己所面临的困难、问题了解也最具体、最深切，尽管中国人非常急切地希望了解各国的相关经验，认真研究来自中外的各种积极的建议，但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听任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或充满偏见的某些人的指挥来决定自己的行止。这本是常识。回顾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美关系的历程，究竟是美国咄咄逼人地要将他们的意图、要求强加给中国，还是中国不远万里到大泮彼岸去将自己的意图、要求强加给美国，事实本来非常清楚。不知余英时先生为什么要倒过来诬指中国正在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
    近七十年前，孙中山在神户作过一次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正面驳斥了当时一位美国学者所鼓吹的“黄祸论”。孙中山指出，美国这位“黄祸论”者“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其实是要“来压制我们九万万民族，要我们九万万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欧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发生，有了独立的思想，便视为反叛”。孙中山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霸道的文化”，“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46）]。今天，从亨廷顿教授到余英时教授，是不是又重复了当年这种“黄祸论”呢？
    无论是旧“黄祸论”，还是新“黄祸论”，距离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现实都太遥远了。轰动世界的《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的《亚洲大趋势》结论中说：
    近一百五十年间，当西方人享用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庶时，大多数亚洲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在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十一世纪。[（47）]
    这段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奈斯比特也是一位美国学者，但是，他对“东方社会日益向功利化和高科技型，面临精神危机的西方人越来越东方化”抱着积极的态度，认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经济交融之时，世界将会更加生机勃勃”[（48）]，因此，观察亚洲问题，包括中国问题在内，显然要比那些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主义者公正和准确得多。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没有像国际霸权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走向丧失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这是霸权主义者所最为愤懑不平的。但中国正因为坚持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包括不和世界上任何大国及国家集团结盟，不插手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方才能够真正做到有容乃大，突破地域性联系的局限，而将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在一起，将中国的发展展置于人类文明所提供全部优秀成果筑成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意识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真正关心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者，都应当对此表示欢迎，并积极给予支持，而决不应持与此相反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当像奈斯比特那样，努力帮助西方对中国、对亚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从而推动西方国家和企业对中国、对亚洲的理解、尊重和合作，使中国和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建立在更高的更有成效的基础之上，这方才是对西方世界真正负责，对包括东西方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未来负责。
    * 本文是作者去年在南京大学吴湘相讲座所作的一次演讲，讲稿早已进入国际互联网络，流传海外。今征得吴湘相讲座美国方面主持人同意，在国内全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