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一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中轻视科技、重虚轻实、华夏夷狄等观念，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抨击。
    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开始，并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政治目的为基点，进而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找不到救国救民的“良药”，“中国一切政治、教育、武备、农工商业种种学问之欠缺”，不能改变亡国灭种的危机〔25〕。伴随着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接着而来的就是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学习西方的浪潮。新兴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从西学中去获取救国救民的方案，学习西学成为社会的时尚。在这一时期，对西学的崇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接受西方近代知识。近代派遣留学生始于1872年，清政府派30名幼童留学美国，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留学生不过二百余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于1901年9月17 日颁布上谕，宣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26〕，要求各省选派子弟出洋留学。政府有此诏令，再加之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青年学子纷纷走出国门，留学国外，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27〕的留学盛况。到1909年，留学日本的学生达万人左右，留学欧美者近千人。留学运动的勃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在于人们把留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关键，郭沫若先生曾回忆说：“凡在我们这样年辈的人，在青年时代可以说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者。我们为什么要到国外去留学？主要目的是想学些近代的科学和技术来，使中国强盛起来”〔28〕。他们认为“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方针”〔29〕，“当今日之世界所谓老大之国，欲延一线之生机而立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与哉”〔30〕。这些青年学子们以为，“泰西之各科学术，何一不长于我，况日新而月不同，学术之进步超前轶古”〔31〕，因此必须向外国学习。他们抱着这种心理，到国外后即认真地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鲁迅先生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32〕。他们纷纷“言民权，言自由，革命主张，立宪共和，訾论得失，排抵政府，臆决唱声，至谓尧舜孔孟之道，不足以为法治”〔33〕。正因为这些留学生们接受了新的知识，形成了新的思想，所以时人把救国的希望也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赞誉留学生说：“吾以为具有救国之能力声望者，实无逾于留学生也”；“伟哉留学生，伟哉留学生！留学生有热忱，有志趣，有爱力，负未来主人翁之硕望，而为二十世纪吾国文明一切之母也。吾今日无以为宝，惟留学生是宝，吾今日无以属望，惟留学生是望。留学生，留学生，好男儿，好英雄”〔34〕。留学生们也自以为“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35〕。
    第二，国内传播西学的新式学堂的蓬勃兴起。自1862年清政府创办同文馆以后，新式学堂在中国开始兴起，但在义和团运动前，全国各种新式学堂还为数甚少，类别多局限在翻译、军事等少数专业上。义和团运动以后，1901年9月清政府明令兴办学堂， 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随后， 各类学堂纷纷建立， 到辛亥革命前夕， 全国各学堂达52500所，学生总数达1284965人。以四川为例，到1905年9月， 有高等学堂一所，师范学堂二所，师范传习所110个，中学堂8所，高等小学堂152所，初等小学堂4017所，两等小学堂38所，半日学堂34所， 此外还有各类职业学校〔36〕。
    这些新式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虽然清政府明令仍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指导方针，但各学堂都开设了不少西学课程。以北京京师大学堂为例，据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课程设置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和外语；其预备科九项考试内容中，除中文外，翻译、中外历史、舆地及地文、地质、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物理及化学、矿学、名理及法律均涉及西学〔37〕。而且，有的学校还取消了经学之课，如湖北“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38〕。
    新式学堂的学生也日益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倾心学习西学。以至当时有人指出这些学生“于外国史事，外国地理，尚能言之。于中国反模糊影响，甚或鄙不屑道”〔39〕。张之洞在1907年也指出，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他们“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甚至在着装方面，也“率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鞵，扬扬自诩，雅俗不分，文武无别”〔40〕。可见，这批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正由于这些学生具有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所以他们被当时的舆论界誉为“新中国之主人翁”，是“我中国前途一线之生机”〔41〕。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人们以前把希望寄托在农工商阶层，现在转而“属望我学生”〔42〕。在不少的有识之士看来，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43〕。总之，似乎只有这些学生才能承担起救国救民重任，才能造就一个新中国。舆论界把学生视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44〕。把学生当做是历史的主宰，这明显是忽视了工农群众中蕴藏的伟大斗争力量。但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新式学生已逐渐成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为社会所瞩目，它表明了中国思想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杠杆就是对西学的尊崇。
    第三，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案都以西方为模范。义和团运动后，在崇尚西学的浪潮中，不少人把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西学，试图从西学中去寻得救国救民之真理。《广益丛报》上刊文说：“吾国自秦汉以来，政体专制，学术思想日趋于空漠，至宋明而益盛。物质的文明，无复可言者。至今日而欲与欧人竞，彼以其实，我以其虚，乌往而不败也。故欢迎欧州文化，研究各国有用之科学，应用于实际，实为今日之要图”〔45〕。孙中山也曾回忆说：“从那次义和团失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习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习外国”〔46〕。毛泽东也曾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47〕。甚而出现了“以旧学为不适用，而竟相唾弃者，项背相望。……将无论学说器物，皆以外至者为尚，张目四盼，俨若国中无一物，可以当其爱恋者，冥冥之中，驰心于外，敌忾渐消”〔48〕的崇洋风。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连当时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国粹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今之见晓识时之士，谋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声而出于一途，曰欧化也，曰欧化也”〔49〕。事实上，不仅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决定改弦更张，实施“新政”，并迈出“预备立宪”的步伐，仿效德国、日本实施“君主立宪”。就是当时的主要政治派别--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也无不打上西学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