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尽管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日渐减弱，但他们仍然努力地宣传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虽然带有儒家文化色彩，但其西学的内涵却日趋浓厚，其理论的依据之一--进化论源自西学，其君主立宪的主张从西方摄取。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从西方文化宝库中求得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无不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其出发点，所谓民族国家、五权宪法、土地国有、单税论等都脱胎于西方近代文明。
    此外，当时思想界的各种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直接从西方传入；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武力救国等各种政治方案，都依托于西学。
    当然，在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案中，时常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影响，但对西学的推崇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当时主张学习西学的言论中，多带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即无限推崇外来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有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种也提出了指责，他们说：“支那人之首则低，支那人之背则曲，支那人之脊则断，支那人之行路则横斜，支那人之衣服则宽博，支那人之言语则冗而浊，支那人之身干则颠而摇”〔50〕。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青年学子们来不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审视，对其文化的良莠无法客观的判断，而采取形式主义方法，这显然是非科学的态度。其结果不仅给人们认识中国文化带来困难，而且也必然造成对西学认识的非理性倾向，更重要的是无法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无法学贯中西。正如当时有学者所指出：“吾国近年昌言变法，朝野上下咸醉心于欧美表面之文明，救其学能会通中西者，百不一二”〔51〕。这可以说也是当时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教训。
    注释：
    〔1〕《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二期，第4-5页。
    〔2〕《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二期。
    〔3〕见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第17-1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革命书·法古》，《童子世界》第31号。
    〔5〕《无圣篇》，《河南》第3期。
    〔6〕《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号（1908年）。
    〔7〕《悍儿之厌世主义》，《河南》第七期。
    〔8〕《论都兰人种之思想及与他人种思想》， 《大陆》第一期。
    〔9〕《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
    〔10〕《排孔征言》，《新世纪》52号（1908年）。
    〔11〕《排孔征言》，《新世纪》52号（1908年）。
    〔12〕《广解老篇》，《大陆》第九期。
    〔13〕《粘液质之支那国民》，《大陆》第十期，1903年。
    〔14〕《直说》第二期1903.3.13。
    〔15〕《直说》第二期1903.3.13。
    〔16〕《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