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代起中国文化先后影响、传播于四周邻国。美国学者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Jansen）在谈到中日两国文化时说：“说日本处于中国文化的轨道上，是老生常谈，日本的书写系统、文字、哲学及思想等方面的文化价值，以至政治组织和法律制度都源自中国。”[①a]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演为本国文化。曾经在我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公羊学，同样很早传入日本。本文拟将公羊学的东传以及“日本的公羊学”作一探索。
    一、《公羊传》的东传
    儒家经籍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末，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②a]朝鲜半岛的百济使者阿直歧和王仁向大和朝廷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王仁通晓经书，被任用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令太子随王仁学习各种儒家经籍。一般都认为这是汉籍传入日本的开始。当时汉籍中是否有《公羊传》？《日本书纪》未明确记载。
    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又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本传经，以后交替派驻学者讲经，以适应当时统治者对儒学的需求。
    文武天皇的大宝元年（701），刑部亲王和藤原不比等依据儒学为安邦治国的政治理论，制订了《大宝律令》，其中为培养国家官吏的大学制度规定：《孝经》、《论语》为必修科目，《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等七门科目为选修科目，其中还没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隋唐时，大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归国时带走了中国的文化成果，也带走了大量的书籍，为传播和运用中国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九世纪后期由当时主持教育的长官大学头藤原佐世（？-897）奉敕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详细记录了日本当时存有的汉籍，有易、尚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异说、小学、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土地、谱学、籍录、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楚辞、别集、总集等40类、1579种、16790卷。何休、严彭祖等人的《公羊传》注释本也在其中。
    《大宝律令》的大学选修科目中虽然没有《春秋公羊传》，但不能肯定当时《公羊传》就没有传入日本。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的需要，汉籍通过多种途径，有朝鲜传入日本的，有遣隋使、遣唐使及留学生携带归国的，也有五经博士东渡时带进日本的。《公羊传》作为儒家经籍之一也传到了日本。
    二、早期《公羊传》的训读[①b]
    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假名，再以假名来阅读汉籍，也能朗朗上口。
    遣唐使们带回去的《公羊传》长期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一来《公羊传》言简意赅，不易理解，二来当时只讲习《春秋左氏传》，还不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更不会去利用它。
    1600年9月，德川家康（1542-1616）在关原之战中获得全胜，于1603年2月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都）开设幕府，开始了日本史上的江户时代（1603-1867）。江户初期是日本封建秩序的确立、完成期。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德川家康和以后历代将军都采用朱子学作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借助儒家的力量，分清社会等级，强调尊卑次序。此时日本的儒学有了急速的发展，对以后社会的发展，国家近代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
    德川家康统治时期，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讲解经书，传授儒家思想。林罗山（1583-1657），名忠，字子信，号罗山。幼年博闻强识，13岁入京都建仁寺作“稚儿”，[②b]读书很热心，读了不少儒教书籍，寺内诸僧劝其剃发出家，但林罗山却以儒家的“孝”为根据，拒绝为僧。他说：“身体发肤不可毁伤，孝也。且无子孙，亦为不孝”，[③b]不久就离开了建仁寺。18岁时始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从此倾心于朱子学，并批判佛教。他一生中一直致力于排佛。
    林罗山于1604年结识藤原惺窝（1561-1619）--这位江户时代独立的儒学流派的开创者，并投其门下，二者为促进日本儒学的独立，贡献是不小的。
    1608年（长庆十三年）3月，林罗山经藤原惺窝的介绍，去京都二条城谒见将军德川家康，4月即在江户给将军德川秀忠讲学，历任儒官、侍讲、顾问，参与幕政，历仕于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林罗山之所以这样得宠，是因为他善于为幕府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以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秩序。以后林罗山的儿子也被任命为幕府儒官，孙子林凤冈为大学头，是日本教育事业的最高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