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学者,从而使儒学越发兴隆。当时治《春秋左氏传》的儒者不少,但公羊学却门庭冷落,鲜有人涉足。林罗山别开生面,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以便传习和教授。1688年林罗山点训的《公谷白文》出版了,其子林鹅峰(1618-1680)在序文中记叙了林罗山治《公羊传》的经过: 昔本朝学寮兴盛明经(解经)、纪传两流,讲授《左传》者众,加以和训授于弟徒。故家家能读、人人善习。……吾先考罗山先生,暇日始加书公、谷二传训点,深藏巾笥中,勿妄示人。偶有求阅者,又秘不广传。呜呼!公、谷之文,古而简约,初学句读决非容易,岂能轻易解其义乎!……噫!读《左氏》未废,公、谷亦未废者,乃余家本泄秘之故矣。 江户时代儒学的正统学派是朱子学,林鹅峰本人也是朱子学传人,由于他对《左传》的盛兴及对《公羊传》被忽视的不满,才毅然将其父所训点的《公谷白文》公布于世的。 三、公羊学的成长 林罗山的《公羊传》训点本出版后,经过56年,享保九年(1724)金泽藩士松永昌易的《春秋集注》三十八卷问世了。 《春秋集注》以《胡氏传》为本注,以《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为付注,“四传”一并刊载,便于查核。《公羊传》中难解处还加上何休注,点上训点符号,编注工作耗力不少。 此外,还有《春秋繁露考文》、《公羊传考》、《谷梁注疏考》等书,都出于冈本况斋(1796-1878)之手。《春秋繁露考文》中,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文字的异同进行校勘,在研究《公羊传》的同时,深入探讨《春秋繁露》,对一些疑点详细提出。 我国清代乾嘉时期,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政治上的文化高压--文字狱,一方面是由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不满,汉学重新兴盛。治经重文字训估,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书扩大到考究史地、天文、音律,对古籍和史料整理,有较大贡献,但和现实有些脱离。乾嘉以后,清朝统治已隐伏了新的危机,这样,运用公羊以言经世的今文经学又告复兴。 公羊学在我国西汉和清代起过巨大作用,而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用以巩固皇权,清代庄存与、刘逢禄宣扬《公羊》经说,维护封建统治,他们和政治的关系很密切,日本的研究“公羊”,却不尽相同。 “日本德川时代初期儒家各种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应在日本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来寻求解答。”[①c]江户时代的儒学界里,各种学派相继出现,如古义学派、阴明学派、徂徕学派、折衷学派等,成长的原因阿部吉雄曾作过这样的概述:一、经文录、庆长战争[②c],日本获得很多关于宋学的文本和韩本,研读朱子学成为可能。二、武家政权的出现和社会机构的变动,要适应新环境和树立新伦理。三、德川家康是好学的武将,深知“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③c] 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每每援用《公羊》的“微言大义”,揭露危机,昌言改革,日本的公羊学也随之有所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击破了“天朝大国”的迷梦,魏源在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勇于“学习西方”,写了《海国图志》。当时日本也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当《海国图志》一书传入日本后,很快受到有识人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④c]“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⑤c]魏源名声大震,但他的公羊思想为何在日本并无反响呢?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由日本社会的特异性所决定的。日本是小国、岛国,由单一民族构成,尽管国内动乱不断,但和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天皇势力时消时长,却没有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 第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有人认为日本古代吸取中国文明,近代吸取西方文明,两者合一成为日本文化。实质上日本在吸收过程中不断加以检讨和比较,附合自己的才用,保留其本质。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学过程中,针对本国的民族特征和具体现实,加以改造。“一部德川儒学史,可以视为不断地尝试着把外来思想纳入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历史。”[⑥c] 第三,日本崇奉神、儒、佛。佛教往往占据思想指导地位,儒学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独尊”。 再以公羊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情况来看,它经董仲舒、何休解经注释后,公羊大义得到空前发挥,其中《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议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正中统治阶级的下怀,从而获得“独尊”地位。鸦片战争前后,运用今文大义议论政事的情况已时有所见,魏源就是其中著名学者。由于两国的国情各异,公羊学强调易姓革命,这在日本单民族国家内是行不通的。虽然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也认识到《公羊传》的作用,为其训解下过苦功,但林罗山在世时迟迟不敢冒昧发表,直到死后11年才公开刊布。无可否认“公羊学的思想体系并不适合日本人的体质……以至公羊学在日本未能获得市民权。”[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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