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稻叶一郎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哲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立场〉》[⑦e]一文中说：
    东汉末学者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所述的是衰乱、升平、太平和社会文化进步的历史哲学，然而这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这一历史哲学在清朝中期以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康有为在西欧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以三阶段的发展学说解释历史哲学，作为变法自强运动的理论根据，但是由实际考证发现，何休的历史哲学决不是那种三阶段发展学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在阴阳五行说范畴中的发展学说而已。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坂出祥伸编著的《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①f]一书，是论述康有为生平事迹的专著。
    康有为及公羊学，对当今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研究康有为的日本人并不多，坂出祥伸在分析这种不为研究者重视、不为读者关心的原因时说：
    戊戌政变后孙文等人的革命派崛起，使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称孙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相反对康有为等人，由于他们主张复辟、尊孔，逆历史潮流而行，结果评价低落。
    还有更糟糕的原因是，我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是不加批判地追随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即按照革命派（孙文等）--善人、改良派（康有为等）--恶人的公式来处理的，所以对康有为的评价在日本是不会高的。象我这样研究康有为的人，也不能不感到脸上无光。近年来，中国迈向“四个现代化”的道路，重新评价康有为及其“近代化”的主张，康的著述等也接二连三地出版了。[②f]
    宇佐美一博在《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形成和本质的性格》中，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诸篇分成性质不同的几大类，第一类是与《春秋》有关的、以《春秋》为主而述的诸篇；第二类是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秩序为基础阐述的诸篇；第三类是倾向法家的诸篇；第四类是有关郊祭的诸篇。第一类是以《春秋》为主的，主要有（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精华）第五，附带提及《春秋》的有自（楚庄王）第一至（俞序）第十七，（三代改制）第二十三、自（爵国）第二十八至（必仁且知）第三十、自（对胶西王）第三十二至（实性）第三十六、（阳尊阴卑）第四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自（郊语）第六十五至（郊祭）第六十七、自（郊祀）第六十九至（郊祀对）第七十一、（威德所生）第七十九、（天地阴阳）第八十一。其中（阳尊阴卑）、（四时之副）、（威德所生）、（天地阴阳）又属第二类，实与《春秋》相关甚微。第三类倾向于法家，（离合根）、（立无神）、（保位权）等篇中与《春秋》相关内容的则丝毫未见。宇佐美一博还在《董仲舒研究--由气及养生思想方面导入》[③f]一文中，论述了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宇佐美一博认为将《公羊传》与董仲舒的春秋学相比较，可发现《公羊传》中只有“经和权”，而董仲舒的公羊学中渗加了浓厚的“变”的观念，这是两者很大的不同点。属第二类的诸篇中《易传》的思想影响很深厚，其中可窥见《春秋》学问的性质即是：“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虽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春秋繁露》精华第五）这一性质与《易传·系辞上》中“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以及《易传·系辞下》中“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是相通的。
    由此可知，最近几十年中，日本的公羊学研究比较过去有着长足的发展，不但有专文、专著论述，即使在教科书中，也提到它和戊戌变法的关系了。
    八十年代上半期，还成立了“公羊注疏研究会”，由立教大学教授森秀树、日本大学教授田中麻纱已、埼玉大学教授关口顺、清泉女子大学教授春日井明、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研究员春本秀雄和几位付教授、研究生所组成，每月定期召开研究讨论会，并出版《公羊注疏译注稿》，《春秋公羊传注疏》不仅有了详尽的训点，就连通俗易懂的日语译文也出现了。
    五、滨久雄和他的公羊学研究
    日本对公羊学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的是滨久雄先生。滨久雄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从事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公羊学研究上造诣很深，在当今日本研究公羊学学者中首屈一指。1992年《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一书出版了，凝聚着他多年来勤奋研究的汗水。此书是继日原利国《公羊学的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公羊学研究专著。
    滨久雄先生纠正了以往公羊学研究中的肤浅、片面状况，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在著作中综述前贤、阐发古义、融会古今，概述原始公羊学的成立及展开，至西汉盛行时期成为汉帝国成立的理论根据，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兴起，又成为改革当时政治的理论根据。著者考察了公羊学成立、发展的全过程，论述了公羊学在思想界所占的地位。
    池田末利为此书作序，高度赞扬了滨久雄先生勇于在日本学者中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内拼搏的精神，这种创举“实在令人敬佩。”并将该书的独到之处概述为以下几点：
    一、从思想史的观点上把握住了公羊学乃至何休学的发展及其统一。
    二、改变了以往视“通三统”与“存三统”为同一的观点。强调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提供了常州学派的龚自珍、廖平不曾运用“通三统”的依据。
    三、究明了清代公羊学派的系谱，肯定了以往被忽视的庄述祖的学术成就，高度评价了他在常州学派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四、解明了常州学派的公羊学与佛教间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