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歧异颇多的几个问题
    1、党籍问题。30年代何慧青撰《云南起义与国民党之关系》、李宗黄撰《云南起义之精神》，二文皆公开发表于《南强》月刊。李宗黄肯定蔡锷“曾为同盟会分子”。因时人习惯于将同盟会与国民党并称，何文也断言蔡为国民党员。而梁启超在许多讲演和文稿、信函中称蔡为进步党人。这些提法当时并无异议。80年代，人们对蔡的党派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戴建国在《蔡锷党籍考》一文中，断定“蔡锷不是同盟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26）。也有人断言蔡“未加入进步党”，或称蔡为“接近进步党的军人”（27）。上引戴文更称蔡“没有参加过进步党，他仅仅参加过统一共和党”。对此，徐博东引用进步党机关刊物《中华杂志》上有关史料，证明“蔡锷不仅加入过进步党，且曾被推举为进步党湖南支部的部长和进步党本部的名誉理事。”（28）方早成著文认为，蔡锷既是同盟会员，后来也加入过进步党。并且特别说明林虎在《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一文发表以前，曾撰写过《往事片断》一文，提到蔡锷是同盟会员。《经过》一文不提蔡锷，是因为朱德说过“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这样的话，所以《辛亥革命回忆录》的编者为统一提法，将蔡锷的名字删除了。（29）。蔡锷的党籍问题似已解决了，但王学庄、曾业英却认为还有“澄清的必要”。因为“同志”的称呼，“就当时的习惯，既可用之于同盟会员，也可以用之于会外的革命分子以至同情者，所以无从据之断言蔡氏一定是同盟会会员。”林虎是亲历其事的人，但他的《往事片断》却有明显的疑点。类似的疑点还出现于刘揆一的《黄兴传记》、冯自由的《葛谦事略》等。因此，最后他认为“还是以明确说是兴汉会会员为好。”（30）
    2、政治派别。长期以来，社会和学术各界热衷于为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划派，蔡锷的派别问题自然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之一。黄兴就曾说蔡锷是革命同志；而广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则疑其为立宪分子；柏文蔚更宣称蔡与梁启超均系君宪派。80年代的蔡锷研究热中，有人认为蔡锷是近代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此说以谢本书为代表，持相同观点的论著颇多。谢本书认为，蔡锷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的反清武装起义；二是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蔡锷的行动和产生的客观效果，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进步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蔡的一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反清、抗袁、拥孙。（31）金冲及认为，蔡锷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这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并坚决反对把他划入立宪派之列。（32）有的学者认为蔡锷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杨维峻认为，蔡锷深受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长期同改良派一道，支持反动派，虽不等同于梁启超，却忠心耿耿地为改良主义奋斗终身。如用六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那应该是保清、附袁、反孙。（33）曾业英也指出，无论从哪方面谈，蔡锷都算不上革命派，而只能是改良派。（34）也有人认为蔡锷是资产阶级中间派。其理由是由于蔡锷所处的时代和所受的教育，形成了他的以改良主义为核心，兼收并蓄其他思想主张的典型的中间派思想。护国运动的发生，是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一次政治崛起。正是由于蔡锷的出面领导，才使资产阶级内部各派迅速而顺利地团结起来。（35）还有人说蔡锷的政治倾向带有某种混合的性质。李育民认为，蔡锷主张政党政治，坚持国权主义，与进步党的主张相一致。但他与革命党又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又具有武装革命的成分。（36）吴志柳提出，蔡锷兼收并蓄，既能接受立宪改良，又可与革命派携手。这种奇异的结合，在蔡锷身上得到了较为典型的表现。（37）郭汉民则认为，蔡锷就是蔡锷，他既非革命派，亦非改良派，其基本的政治理念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支持建立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以维护国权，保障人权。（38）马洪林等指出，蔡锷言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符合人民的愿望和社会进步的潮流，用改良派或革命派或改良加革命的混合体，都难以涵盖其光辉的一生。（39）总之，关于蔡锷的政治派别，分歧颇多，这有待于人们作深入的探讨。
    3、蔡锷与“二次革命”。对于蔡锷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历来各说不一。80年代以前，肯定的意见居多。1916年11月11日《长沙日报》刊文，称他是“欲假名戡乱，由滇出兵，经湖南出武昌，屯师武汉，再行迫令袁世凯退位。”（40）又有人说他组织过滇桂黔蜀四省联军，借调解之名，行支持之实，因此招袁世凯之忌。（41）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发掘史实和进一步研究，大多认定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完全不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是支持派。“事实恰恰相反，……蔡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拥袁派。”（42）至于蔡锷反对“二次革命”的原因，有的论者认为蔡锷“对革命派的仇恨由来已久”，因而积极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自然而然的事。（43）顾大全认为，“民国成立后，蔡锷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建设新的民国”，加上思想上主张中央集权，社会根源上由于资产阶级憎恶和抵制社会动荡，所以蔡锷反对“二次革命”是政治思想立场的严重倒退。（44）金冲及也认为民国成立后，主要的目的是如何巩固这个新建的民国，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醉心于鼓吹”统一”，一再反对持有“党见”，这自然只能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势力。（45）
    4、蔡锷是否发动了护国战争，如何评价蔡锷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护国战争结束不久，梁启超出版了由蔡锷作序的《盾鼻集》。不久又发表了《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等文，详细讲述了自己和蔡锷发动、领导护国战争的详细经历，集首功于己身。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都认为护国运动是由以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军政官员发动的。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却认为，是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了护国运动的胜利。而金冲及认为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既非蔡、梁，也非云南军政官员和中华革命党，而是受过革命民主主义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46）但他认为，“对蔡锷在这次起义中的重大贡献，是完全应该给予充分估计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