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是人生面临的永恒难题。“人固有一死”，活活的生命面对这一逃避不了的灾星，不能不思考人生的价值问题：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让生命具有意义？又怎样超越有限的人生，使生命获得不朽的价值？本文从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中，探讨他坚定著史的信念和著史的心态。
    一 生死之间的抉择
    在普通人的一生中或许很少思考死亡问题，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即代表了中国文化“重生轻死”的思维取向和注重生存实践的人生态度。但是，当人们直接面对死亡的时候，再也回避不了人生中这一难堪的问题。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正源自于他的悲剧命运。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酿成他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天汉三年，汉将李陵兵败塞外降于匈奴，被视为“失节”，在朝臣一片非议声中，司马迁仗义执言为之辨白，想以此宽慰汉武帝，不想反而触怒武帝，蒙获“诬罔主上”之罪，按《汉律》“当死”。依汉代旧例：死囚可纳钱赎死，或以宫刑代死。而司马迁因家贫“财贿不足以自赎”，亲朋故交、朝中大臣又“莫为一言”为之说情，因此，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引颈就戮，要么下蚕室受腐刑。生死抉择的关头何去何从呢？
    求生的欲望与对死亡的避离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人情莫不贪生畏死。”[①]正是司马迁道出了这一人类共同心理。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司马迁又是如何想的呢？在他看来，生为世人，最起码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②]因此，如果选择腐刑来逃避死亡，将受人生最大的污辱，无异于人格上的自杀。而对于死，司马迁当时是并不畏惧的。他自言：“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③]因此，也就没有常人面对死亡时对家庭的萦怀牵挂；而作为史官世家出身的司马迁，也是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准则的，他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④]在生与死的选择时，连身份卑贱的奴婢还知道为保持人格尊严而“引决”，何况身为士大夫而又死罪在身的司马迁呢？从现实情形和保持生命的尊严上而言，司马迁是没有畏死之心的。
    但是，真正面对死亡时又逼使他思考生命的价值：“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⑤]正是在对生命价值“泰山”与“鸿毛”的轻重比较中，司马迁产生了求生的愿望。
    身陷囹圄的司马迁回顾个人的人生，以中国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衡量，深感自己是不能轻易放弃生命的。从个人道德上言，“孝”为五伦之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以孝之大也。”[⑥]而此时的司马迁，功名未成，父亲遗命的修史事业“草创未就”；从社会责任而言，身为史官而“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之言，罪莫大焉。”[⑦]因此，在这个时候“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⑧]正是出于做人的基本道德与社会责任心，使司马迁觉得必须活下来，“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⑨]
    生死之间，司马迁终于选择了生。但是，他对生的选择，并非是对生的简单贪恋与对死的尽可能远的避离，而是在对人生价值思索后获得的一种抗拒死亡的意识，他的这种对死亡的抗拒决不是本能的、下意识的，而是高度自觉的。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对生的追求，是他在面对死亡的命运时所获得的一种生命意识，他要以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赢得做人的尊严，赋予人生以不朽的价值，这不正是对死亡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和对死亡的胜利与超越么？
    二 忍辱偷生为著史
    司马迁虽然活了下来，但作为“刑余之人”、“闺之臣”，面对世俗的“谤议”，乡党的“戮笑”，可以想见是多么艰难，“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⑩]死亡刺激他思考生命，痛苦逼使他反思人生，悲惨的处境激励他寻求出路。正是肉体与心灵的巨大创伤，促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在其余生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千古绝唱”的伟大史著，从而超越肉体的死亡，谱写出一曲生命不朽的颂歌。
    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人生观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绝意仕途，超脱于世俗功名之上的心态。司马迁生当汉武帝时代，在这个国力鼎盛、开拓疆土的时代，也正是英雄辈出，士大夫建功立业的时代。时势所趋，青年时的司马迁也如同时代的士大夫一样，走着一条读书做官，建功名于世的人生之路，他大约25岁时就“仕为郎中”。在汉代官僚系统中，郎中一职虽不过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宫廷侍卫官，但因为亲近皇帝，时常侍从皇帝出巡，常有机会由“内廷”外调，得为“长吏”，因此成为许多官宦子弟追求仕进的捷径。年轻的司马迁也很得意于“出入周卫之中”，并很快表现出他的才干，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元鼎六年曾代表朝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1）元封三年，他终于由内廷外调，继父职为太史令，从而真正侧身“卿大夫”之列了。正式步入仕途的司马迁，更加热心于功名事业，以至于“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12）这时的司马迁，不仅自己在仕途上锐意进取，还写信劝隐居的朋友挚峻出来为朝廷建功，他称赞挚峻“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己贵矣。”（13）但绝不赞成那种“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对挚峻宁为山隐士不肯出来做官的作法大不以为然，从中可见当时司马迁热心功名的心态。
    及至出狱之后，司马迁对世俗功名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虽已“身亏不用”，但汉武帝仍然任命他为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14）这比“秩六百石”的太史令可谓位高禄重了。但是，大劫之余的司马迁却自认中书令一职不过“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并不以这个“尊宠任责”的职位为荣，他虽无法拒绝汉武帝的“宠任”，但行事无非奉命而已，再也没有从前那般主动、热心了，过着一种“隐于朝廷”的官宦生活。他的这种“应世”态度曾引起朋友任安的不满，写信给司马迁“责以古贤臣之义”，并“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面对朋友好心的诘难，司马迁只以“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15）为托辞，来表明自己无意仕进，甘心寂寞的淡泊心迹。